用影像为城市立传或者堆堡

唐荣尧

一

摄影，是工业时代赐予人类的一份美好礼物，这份礼物骑着时光的骏马，跨过从西方到东方的门槛来到中国，日益发出耀眼光芒。摄影是有门槛的，它得依靠专业设备，在“我的镜头不撒谎”的定律下须到现场才完成，摄影器材的更新周期快要求从业者不停积累所需资金等特点，显出其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和标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摄影师。

摄影不仅是工业时代的特殊产物，更是都市文化催生的产物，这使它从诞生之初就带着足够的“都市基因”，要求它的从业者，冥冥之中和都市要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

我从摄影想到了绘画，如果将我们对现代绘画的关注时针回拨到19世纪中后期，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成了马奈、莫奈、毕沙罗等人相继以城市生活为基点的创作滋养；到了20世纪的西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西方美术的视野向都市生活拓展，诞生了一大批现代美术流派；21世纪，美术创作者更是不断向都市题材领域拓展。

摄影界同样如此，当大量的中国摄影师将镜头对准农村生活、山河大地时，西方的很多摄影师已经完成了通过镜头对都市故事的讲述。这种讲述类似一场对智利导演Sebastián Moreno在其纪录片《摄影师的城市》的命名与定位——摄影不仅是他们“通向自由的道路，是维持生活的手段，也是让自己从一个旁观者成为事件亲历者的途径。独裁者拥有权力和枪炮，而这些摄影师们拥有镜头和闪光灯，他们的相机就是人民的武器，他们的底片就是对过去的丑恶时代最好的控诉。”

拿这段话观照詹安稳的摄影之路，我不难发现他以摄影的方式，走过旁观者到亲历者的“银川之路”。客观的说，农村情结和山水情结，成了不少“中国乡村摄影师”的癌细胞，哪怕是一些出生于城市或常年生活在都市的摄影师，深受伪乡土情结的支配，忽略着身边的生活，高车长路，在异地的乡野里唱着并不属于的乡愁之歌，骨子里又带着城市人的优越感，以走村串巷的方式，以影像作品书写着自己的“乡村愁之书”。

詹安稳和这些摄影师不同，这个出生于陕西农村的人，转业到银川后，便以摄影来界定了自己的“城里人”身份，将自己的镜头定格在了城市视域。

按照摄影界标准，一个摄影师不经过黑白时代和彩色时代，或者胶片时代和数码时代，那这个人的摄影史是不完整的。詹安稳的个人摄影史起点，就站在了黑白、胶片时代，然后骑着自己的那匹摄影白马，一路高歌，走了下来。

多年在银川的生活、工作，让詹安稳对这个城市了若指掌，但他一直刻意摒弃熟视无睹的状态，保持着一个摄影师的敏感。尤其是每每走过北京路与通达街路口附近时，他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内心里浮出这样一幅真实的画面来：16岁那年，这里当时银川很有名的一家照相馆——大华照相馆，他被所在部队派到这里学习摄影。胶卷时代，一个成功的摄影师既能拍摄又能冲洗。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按老师的教导，坐在相机前，头蒙着遮光布里，给走进相馆的人拍照。那个场景，让我自然想起达芬奇在一种近乎完全重复的状态下画了3年鸡蛋的故事来；晚上，他走进到暗房学习冲洗底片。

二

从大华照相馆“出山”后，他才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大华学习的相机是座式的，而自己回到部队给战士拍摄时，他从伙食费里慢慢节省，抠出了120元钱，买到了自己拥有的第一台海鸥牌相机。摄影的”黑白时代”，胶片的珍贵及冲洗技术要求高，使每个摄影师每摁一次相机，就像一个落后国家的战士在战场上扣动扳机一样。这让他在摄影过程中养成了摁快门前检查胶卷、测光和构图设想；每每拍摄完毕，还要求自己对拍照地点、天气状况及现场用的快门和光圈参数做笔记。

退伍进入《银川晚报》后，他以一名新闻摄影记者的身份，和银川这座城开始近距离的接触。新闻记者的素养，使他逐渐产生了对这个城市的“瞬间”感受和体验——直到今天，依然持续。他以大量的纪实摄影作品，记录了银川的发展，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原居民也好，外来务工人员也好——的生存状态，他在履行着纪录一个时代的银川的角色。

不由得想起电影《柯达克罗姆胶卷》中的那个镜头来：德维恩工作室里，大家集体表扬被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的本杰明面，然而，他面对大家的赞誉，却冷静地说：“我们都很害怕时间，和它继续前进的方式、事情消失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成为摄影师。我们本质上是保护主义者，通过拍照来让时间静止，让瞬间成为永恒。”

关于对时间的态度及能否坚守多久，我不需要问詹安稳，他和本杰明一样，是这个城市的另一种保护者，保护她曾经沧桑的容颜，保护她难得的笑容，保护她的市民乃至外来民工的弱小，保护她消失的遗产。

詹安稳进入银川的这些年，不仅是这个城市，也恰好是中国乃至世界发生巨变的时期；这是银川释放城市能量最佳的时期，也是他逐步爆发出个人创造力的最佳时期。银川的发展，报社给予工作环境，赋予了他不断给这座城递送的摄影力量。他通过自己的镜头，以10多万图片，为银川留下一份历史图像和精神影像、文化记忆；记录下了这座城市，在改革时期的特殊印记和社会巨变。相机是冰冷的，一个有着对生活热爱和情怀的摄影师，他的镜头却往往在表达冰冷现实的背后，寄予着自己的热！千万别认为他用镜头表达的是掌声和鲜花，那些城乡结合部艰难生存者，那些寄居在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环境里外来务工人员，在他的镜头里，和这个城市一起存照留影，互相取暖；他在十几年前就在光明广场举办有关环保题材的影展；他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理想，让银川的城市纪实摄影，融进了中国纪实摄影发展之路。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城市就是他的武器，他的语言，他的战场！智利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古兹曼曾说过：“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改变着自己模样、内容、气质的城市，像一个家庭需要相册一样，需要纪录，这种纪录需要建筑师、作家、纪录导演与摄像师，同样需要摄影师，而后者在一个被手机装配出的“全民摄影”的大潮中，成了一个正面临浸淹没危险的职业。

他就是给银川设计、书写、推广相册的众多人中的一个！他给这个城市，书写着一首另类的情诗！

三

到现在，詹安稳怀抱着35年的摄影时光，而我和他的同事交际，占去了大大半时间。这让我对他的了解，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一面。35年时间里，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选择了纪实摄影的方式，开始和银川进行漫长而有趣的现实对话、叙述，开始将自己的职业、理想及银川这座城进行巧妙地衔接。

和他共事的那些时光里，上午很少看见他到单位。下午快下班时，常常看见他背着相机，脸上是笑容和倦色同在。和他一起出去工作的时间不多，但却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了在建筑工地、民工简易住房、拆迁的老旧小区、繁忙的汽车站、新建成的火车站等场合及其中的各种人。

他把自己的青春时光，精准地安放于摄影界和新闻界叠加的坐标系上。都市报纸的新闻记者属性，要求他的镜头下呈现一种纪录性质，而摄影师的身份又催生他以审美的方式处理自己的镜头，而这两种身份的交叉，以一座城市为直径，就能划出一道独到的圆圈。圆点上的他，自如地伸缩着镜头、调整着焦距，自如地出入在这个城市的街巷。他以力图原始呈现的与艺术突破的；真实纪录的与审美变化交叉的多元影像，构筑出一座城市的记忆碉堡——多像阿根廷作家赫尔博斯的那个作品名：《交叉小径的花园》。

从前辈们口里的小詹到现在的后辈们敬称的老詹，从胶片机到数码相机、无人机的“武器装备”更替，不变的是他和银川的对话方式——摄影及支撑这种方式的情感。他以持续不断的职业状态及大量作品，给一座城市的30多年历史册页上，写下了一份影像传，这份传记的封面实现了从黑白到彩色的转变；他也给自己垒砌了一座有时间刻记的影像城堡，这城堡的墙面有着从青砖到彩瓦的嬗变。

 他和银川互相成全着对方。这让他不仅收获了一系列诸如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宁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地市报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市报百佳摄影记者、宁夏文学艺术界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专业身份的认同或的奖项，也因为举办《镜头对准老百姓》、《沙尘暴敲响环境保护警钟》等8次专题个人摄影展，而收获了自己在银川市民心中的地位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