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居在记忆枝头的微笑

                                                                        唐荣尧

让我们学会在一个人的生前对他表示我们的友谊和关怀，而不是在他死去。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

1984年初夏的一个周末，在县城读书的少年，饿着肚子，揣着秘密，偷偷走出校门。

兜里的钱早就被算得清清楚楚——要买人生中的第一双球鞋、第一件衬衫，要买牙膏、洗头膏、洗衣粉和洗脸盆，要买给父母发信的邮票。这是他第一次横越县城大街，母亲纳的那双布鞋，像两叶简陋的小舟，载着他划过一片满是豪华游艇的水域。鸽子飞动的灰色背影划过古老的钟楼，打扮得洋气的城里人进出于百货商场，大街旁的饭馆飘出诱人的香味——这让少年接受喉结不时地咽动带来的羞愧。

邮局的大厅里，他像个担心随时被抓个现行的小偷，从兜里掏出几封信，将写给父母的那封放在最上面，——似乎会有飞弹随时落来，那是一名掩护战友的士兵。隔着水泥柜台，他向邮局工作人员递上买邮票的钱，8分钱一张的邮票依次贴在每封信的右上角，投进邮筒时，他才长吁一口气，仿佛安全地完成了一笔地下交易。只有他内心知道，除了给父母的那封外，其他的信封里都是他投给诸如《少年文史报》《语文报》等校园文学刊物的稿子。作为一个西部偏远地区的中学生，写作是一件必须得在暗地里进行的事情，暴露了就会招致同学嘲笑、老师和家长的阻挠。写作，自然就成了他最大的秘密。

邮局，是当时全县唯一能买到文学刊物的地方。目送着装有文学稿子的信封走进邮筒后，少年将目光向工作人员背后的那道书架投过去，手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裤兜里的钱，随即仅仅攥在手里。少年像一个暴发户走进商场一样，胆壮了，声调也高了起来，指着摆在众多刊物中最厚的那本，对柜台里面的工作人员说：阿姨，请拿一本《十月》！

像一个母亲找到失踪多日的孩子，他带着无比喜悦领着那本《十月》回到学校。去往邮局前的路上想象的球鞋、衬衫、洗头膏全消失了。

多少年后，他依然清晰的记得，那本1984 年第 2 期的《十月》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绿化树》，作者的名字叫张贤亮；那本杂志被他后来捐给了家乡小学的图书馆。不错，少年，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张贤亮。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吃到鸡蛋的人，觉得鸡蛋好吃就行，哪能奢望见到产蛋的鸡呢？一个初到县城读书的乡村少年，哪敢奢想着日后和《绿化树》的作者能够见面呢。

二

14年后的夏天，昔日的少年成了《厂长经理日报》的一名记者。我受报社委派，前往银川采访当地的工业经济，采访即将结束时，被当地宣传部部门安排了一场“休息”：前往当地刚刚兴起的一处景点去旅游一次。到了景点后，才知道，那是由一座废弃的古堡变身而来的，打造它的主人就是张贤亮。走进废堡时，脑海里立即涌出了当年读《绿化树》时记在摘抄本上的话“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然而，古堡里并没有人家，也没邮政代办所和信用社。后来，张贤亮将古堡北边的另一个古堡改造时，才有了邮政代办所和信用社。

那天，张贤亮并不在古堡。张贤亮的助理杨文彬给我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回去后，在《厂长经理日报》刊登了自己写的一篇2000多字的专稿。古堡如那年贺兰山下的夏风，只是我做财经记者生涯中的一次匆匆路过，根本没想到会和张贤亮有后来的交往。

命运的快车给我的青春时光又安排了一趟免费的单程车票，让我能够移居银川。前往银川前，我特意去了一趟故乡，遇见了一个长我几岁的农民大哥张宏中。得知我要去银川工作，他的眼睛一亮：“真的呀？”

“这还能有假？手续都开始办理了！”

他很认真地、脸上写满羡慕地看着我：“那你一定是能看到张贤亮了！”

我有些纳闷：一个农民，还知道张贤亮？便问他：“你也知道张贤亮？”

“唉，这狗日的，写得太好了！有些细节不就写的咱们这搭儿的嘛！”

我心里一凛，在我们家乡，农人们表示一种赞叹、一种敬仰之情时，口里的词穷时，往往就会冒出“狗日的”这丝毫没有贬义、恶意的词来。记得读张贤亮的《邢老汉与他的一条狗》时，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狗日的，你要咬娃娃，我就给你一棒。他们逗你，你就跑远点，地方大着哩。可不敢吓着娃娃……”在故乡的农家院子里，我和张宏中就章永磷劳动的细节，马缨花唱的民歌等情节聊的非常投机，也暗暗的羡慕张贤亮：一个作家的作品，被一个农民记得如此清楚，赢得一个农民以“狗日的”评价，这该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从家乡出发，沿着黄河而行300公里，就到了张贤亮在《绿化树》中描述的地方了。

我两不约而同的用家乡话低唱起《绿化树》中的那段儿歌：“打锣锣，扯锯锯，山里来个小舅舅，擀白面，舍不得，擀黑面，人笑话，杀公鸡叫鸣呢，杀母鸡下蛋呢……”随后，又聊起《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很多和我家乡一样的民俗、语言及劳动方式。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贺兰山北段的小煤窑兴起，家乡很多人前往那些小煤窑挖煤、背煤，张宏中背煤结束返回家乡时，在火车上买到《绿化树》的。

《绿化树》不仅是我文学道路上启蒙书之一，也是我做人的一个重要向导。《绿化树》借马缨花的口说出了一个好男人的标准：不能和别人家的男人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一样成为“没起色的货”，好男人就应该念书。多少年后，当我获得“中国当代徐霞客”的称誉，出版了20多本书后，我才发觉，自己就是按照马缨花，不，按照张贤亮说的好男人标准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

三

工作调至银川后不久，我就以《银川晚报》的记者身份去采访张贤亮。张贤亮已经将明代古堡对面的清堡打造成了新的景点，他的办公地点也从明堡搬到了清堡。刚进清堡的转弯处，已经建成了《绿化树》中描述的邮政代办所。堡子中间，是一位英国的电影美工师为电影《归途》设计的四合院式的庭院，张贤亮称其为“都督府”，那几年时间里，他多数时间都在都督府内，像个都督，接待来访的记者、朋友。

那天，我在都督府南排的一间房内，等候他的到来。那间房子的光线不很透亮，就在我百无聊赖地翻着采访本时，感觉到眼前一暗。抬头时，一个瘦朗高大的身材跨进门来，一只可爱的牧羊犬紧紧跟着他。随着他的落座，光线恢复到原初状态，让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模样并作出相应的判断：米黄色体恤衫，让他看上去显得年轻，浅蓝的牛仔裤透出一种不落潮流的气质，金丝边眼镜背后是一双写着桀骜与睿智的眼睛，让我感到逼人的才气穿过镜片隐隐传来。 他的左手拿着火机，右手拿着一包三五牌烟。爽朗的笑声和矫健的步伐，是他随身带的一对孪生兄弟，笑声停顿的刹那乃至后来他说话稍作停顿时，嘴角总流露出一种强硬之气。

落座后，他的助理紧随其后端来了一杯咖啡。咖啡、三五牌香烟、文学，我生命中的三个爱好，竟然也集中在他的身上，这无意中拉近了我和他的心理距离。

当我拿出采访本，开始采访时，他突然问我：“这就开始了？”

我冲着他点点头。

“怎么没录音机？”

“有呀，但我很少用它的。”

“有的话，就拿出来用好了！”

我立即研判出眼前这个老人，是个注重仪式感的人。我虽然从采访包里拿出了录音笔，并开启了录音状态。我一直深信录音机会让一个记者变懒、在采访过程中大脑走神、注意力像个喜欢窜门的农村妇女那样。那天的采访，我还是坚持依靠笔记的方式，直奔故事的核心。

或许是我的运气好，他那天恰好没什么事情，或许是上次匆匆来到这里后就完成的报道让他心存好感。那个下午，他留给我的采访时间很充足，采访进行地很顺利，聊到兴头，他很自然地脱了鞋，双腿盘坐在沙发椅上，就像坐在自家炕头，点上烟抽上不到几口，就掐灭，过不久又点烟……

开始，他以一种平和的口气和心态讲述下海经商、创办影城的经历，那些经历也多是很多媒体上刊登的内容。他完整的人生经历，是我后来的多次采访后才得以了解到的，我是采访他最多并进行深度了解他人生轨迹的媒体记者。

四

犹如一个疾行中的孩子在突然放慢脚步的同时，或许会放松警惕，对丢失随身所带的东西毫无察觉。大河同样如此，从峡谷里冲出后，像一个冲过终点的长跑运动员，减速的同时在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中随意起脚步，对随身而带的泥沙的丢失也似乎不在意，一任巨大泥沙在河床上日夜积累。黄河流经宁夏平原的贺兰县境内时，就丢弃下大量泥沙，形成了一片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3公里的河滩地。那些耕地拥有量相对充足的当地农民，并没把这些滩地放在眼里——它们更像黄河路过这里时丢弃的婴儿，静静地躺在那里。

当地农民没想到，改变这片河滩地命运的，竟然是分8批来到这里的468户2015名北京人，利用1955年5月到8月的三个月时间，建成了一个农牧场。

1955年5月，18岁的张贤亮无缘这一年的京城之夏。他带着年老的母亲陈勤宜和年幼的妹妹陈贤玲（随母姓），以第三批北京支宁移民的身份，前往他之前根本就不知道的地方——贺兰山下的银川。那时从北京到到包头就没有铁路了，他们换上了政府安排的大蓬汽车渡过黄河，穿越内蒙古的伊克昭盟西部的毛乌素沙漠（今鄂尔多斯市），再渡过黄河进入银川市（当时属于甘肃省管辖）境内的通义公社。多少年后，张贤亮依然清楚的记得到达通义的具体时间：6月6日。对于这些移民而言，从北京到银川的任何交通工具，都是一趟怀着改变落后西北的理想专列，一趟承载着被激情燃烧的青春专列。越过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河套平原，上千公里的长途终点是贺兰县境内的那片河滩地——当时连个名字都没有。

那片河滩地像个弃婴，这些北京移民就像捡到弃婴后喂养他成长，他们开始改造那片河滩地，渐渐修建了4个村庄。张贤亮到达这里后的第六年，这里有了一个名称-----京星农牧场。这也是我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中，阅读到的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宁夏平原农场生活的原型之一。直到今天，宁夏所有的县中，唯有贺兰县管理的乡镇一级行政机构中，仍保留着京星农场这样的机构。

我后来曾几次专门前往京星农场，试图寻找张贤亮最初来到这里的痕迹。当初来农场的老人中，不少还健在，出入于农场的那一个个院落里，听到的依然是京味话。他们的叙述，让我仿佛赶走了一场历史的旧潮，让张贤亮初来这里的大致情况如岛屿般浮现。

刚来银川时，张贤亮的身份是一名文化教员，身上还洋溢着那个时代很多青年人身上都有的革命青春和诗意。离开北京的胡同、马路，到了黄河之滨的绿色田野，寂静的庄稼和阡陌代替了北京城喧哗的人流和繁华生活。这里的一切并没给他带来异乡感，反而，常常在他心中涌出的是和土地的亲切感。他在48年后写的《安心银川》一文中这样回忆：“黄河的波涛和波涛冲刷下的大块泥土訇然作响，与岸边的风组成的和声，会使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感动得落泪。年轻多好，面前的世界总是新鲜的，像刚摆进商店橱窗的蛋糕。” 然而，这块新鲜的蛋糕很快变味了，起因是他所爱好的诗歌。

1957年7月，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了他的诗歌《大风歌》，当他捧着油墨香还未散尽的那期《延河》时，激动与快乐从这个文学少年的内心涌出，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从这种激动与快乐带来的沉迷中拔出来，1957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斥，<大风歌>》的文章，里面这样写道：“曾发表在1957年7月《延河》上的抒情诗《大风歌》，是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敌意的作品。八月号的《延河》另行刊登了作者写的后记和给编辑部的信，更加证实了这种判断。 ”命运判决书，被一阵疾风吹来，让张贤亮的文学梦戛然止步，拐上了他意想不到的一条路------从一个文化教员变成了劳改犯、一个时代的罪徒。命运的新衣开始蒙尘，他用了20多年时间才擦拭掉这些突然而降的时光灰尘，但这种身份转变带来的痛楚，他要用多长时间才测量出。若干年后，我在景星农牧场采访时，从一个个采访对象口里，听到的多是对他的埋怨，对他后来的文学作品及接受媒体采访时几乎不提景星农牧场、离开这里后几乎再没来过等颇有怨气，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张贤亮“背叛”景星农牧场的体现。我的心里一凛，不知道张贤亮在这里获罪时，得到了周围人怎样的庇护或安慰，也不知道他以带罪之身离开这里时，有几个人送行？一旦张贤亮出名后，又开始抢资源似的，拿起一把看不见的焊枪，试图将他和景星农牧场焊接在一起——不管焊成怎样的形状或怎样的物件。我走在农牧场的场部、田间、农户家、地埂上时，看见不少对应时代政治和经济的横幅、广告牌，并没有关张贤亮的一丝踪迹，即便那些指责张贤亮“背叛农牧场”的老人，也只是在我采访中提及张贤亮时，才似乎想起这么个人。我不由想起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那是维克多·雨果的流放地，当地人在《海上劳工》中水手日利亚毁灭的那座荒无人迹的岩壁上，修建了一座维克多·雨果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让俄国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赞叹道：“雨果虽死，他的叛逆精神却依然在法兰西徘徊。”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雨果是惟一活在法国心中的伟人。”连那个农场都没能真正记住他，他的精神谈何在这里徘徊过？他又如何活在这片土地上？

此后的20多年里，他分别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五

1958年9月23日的暮色降临时，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员工和劳改犯在稻田里，饿着肚子割水稻。尽管他们被提前告知，这一天，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他和其他劳改犯在即将消失的一点光亮中，在起身抬头的刹那，向东远望一眼，40里之外的银川市燃放的烟花，在半空中盛开着璀璨。

农场劳改的日子，像钟表上毫无生气的时针，往前而行。直到两年后，席卷中国的一场大饥饿让这枚时针的走动慢了下来。张贤亮所在的劳改农场里，不时有饿死者的尸体被拉运出去，有一次，饿得昏过去的张贤亮被拉运尸体的人以为饿死了，装上了车拉了出去，等张贤亮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躺在死人堆里。回忆起当年的这个情景，他常常自嘲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的人！”

10年时间能改变什么？对张贤亮来说，10年的劳改结束后，他的身份变成了工人，这意味着他获得一种相对的自由——被农场领导批准后，能够去银川城。他像个不定期的钟摆，乘坐6路公共汽车，往返于银川的老城区和农场之间。他掰着枝头给我算账：农场到老城区的票价是4角5分钱，到银川新城区则是3角5分钱，老城和新城之间有15公里路。如何省下这1角钱？他开始动起脑子。他发现，农场员工烙玉米面饼子用的多是铝制的平底锅，便从农场拾一些破铜烂铁，装进麻袋，乘坐6路公共汽车，带到银川老城区的废旧物资收购站。用卖废品的钱买上一两个铝锅，再装在麻袋。背着麻袋步行15公里到新城区，再坐6路车返回。去银川老城区时带着破铜烂铁，回农场时背着铝锅，再卖给农场员工。来回之间，就能挣点小钱。有一次进城，错过了回农场的车，到旅店一问，住一宿的大土炕也要5角钱，他因为没有有效证件而无法住宿，只好流落在银川街头。多年后，他回忆到：“我在解放东西街徘徊了几遍，夜幕降临，沿街低矮的土坯房里各家各户的灯光一一燃亮。每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都散射着一个家庭的温馨。那样的夜晚，我唯一亲近的东西是那天晚上被当成枕头的一个化肥口袋。”

接受劳动改造的２０多年，张贤亮的命运是和那时代的中国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劳改结束的２０多年，他的命运又和中国的改革联系在一起。命运的镜面前，有人哀叹双鬓的斑白如雪而来，有人惋惜青春的笑容如鸟儿快速飞过。张贤亮却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拿出笔纸，纪录身经时代的苦与疼，脏与净、红与黑、善与恶，像一只鹰送来天空的寂静或辽阔，他试图给时代送上一幅磅礴画卷。白天，作为劳改犯的张贤亮，能读的书只有一本《资本论》，如今，摆放在影城里的《资本论》上，依然能清楚地看到他在上面做的批注、写下的感慨。夜晚，作为记录者的张贤亮开始写作，苦难的生活和民族的命运在他的笔下不再是以诗歌的形式出现了，而是小说。对他而言，夜晚意味着安全和安静，他最喜欢暮色降临，在拉开夜晚的一道幕布后，在一张巨大的保护伞下。煤油灯被点亮，一团光驱走屋子里的黑暗，也赶走了他人生之屋里的暗黑；这团光的中心，他端坐如王，投射到墙上的影子显得瘦弱而渺小，给随后的时代文学创作定格出了一个巨幅画面；灯下疾书的人，和耽误掉的时间赛跑，俯察并书写出时代黑屋里的肮脏龌龊，在黑暗的水域中营造出一座安全的小岛。做饭用的案板，置放在一个废弃的水桶上，成了写作桌，筷子也在夜晚变换了身份，细的一头上，绑着他花２分钱买来的蘸笔笔头。墨水瓶盖打开了，纸张铺开了，“筷子蘸笔”的笔尖在墨水瓶和纸上来回游动，落在纸上的细微声响是一个写作之夜里的低声鸣唱。《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后来轰动一时的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个夜晚完成的。这几部独特环境下完成小说，连陈忠实也赞叹为“与任何作家作品毫无雷同，是完全属于张贤亮式的；独特体验‘，而且表达得很美。”

这些小说为张贤亮带来了巨大的声名：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人物。甚至被余秋雨称为“中国百年来最优秀的几个作家之一。”

那个时代的作家，多少都有记录时代的写作动机，这让我理解为类似米兰·昆德拉说的“与遗忘的斗争”。就像索尔仁尼琴写《癌症楼》一样，张贤亮也见证了一个“劳改场”时代。他把22年的接受改造岁月，和那时中国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时代之痛，在一些计较个人得失者那里，就成了将个人悲伤引入无尽泥淖的向导，让痛苦变得更加锋利且刺伤个人甚至别人，而在有大时代概念者那里，或许就是一种带着苦涩的幸福、财富。就此，张贤亮告诉我：“我也觉得我很幸福了，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和中华民族共命运的，因为不光我自己受难，大家都在受难。”

六

对丰沛广阔的生命而言，仅仅靠一两种成就或许无法承载。文学显然无法展示张贤亮的生命开合度，他找到了另外一条路径。

张贤亮在世时营造的强大宣传氛围，让他创办镇北堡影城的故事不逊色于他的文学创作。当著名导演张军钊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时，为了寻找拍摄地来到宁夏，他和张贤亮的交谈，唤醒了张贤亮关于1961年冬天的记忆。当时，张贤亮在南梁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个萧索的清晨，他获得了可以去附近集市为农场买盐的机会。那时的贺兰山下，不似现在有那么多树木、酒庄、村庄，冬天的视野更是开阔，我能想象到他前去卖盐的途中，发现那两个废堡时的情形，这种想象也迎合了他的讲述。“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张军钊的到来，像一把扳手，拧开了张贤亮对那两废弃古堡的记忆阀门：那不就是理想的拍摄地么？古堡如果有记忆，一定不会忘记它生命中的那三个贵人，他们给古堡带去了一场改写命运的机遇。从古堡回到银川城，张军钊当即向张贤亮表态，影片的主要取景地就在古堡。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拍摄，给古堡的命运改写只挖掘了一个小小的泉眼，让古堡流出了一小股电影拍摄之泉，1981年，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想将张贤亮的亮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前来银川找外景时，张贤亮不假思索又把他带到了古堡。《牧马人》的主要取景地就在古堡，让古堡形成了一条影视拍摄之河的上游。这两部以古堡的荒凉为拍摄背景的电影走红，让张贤亮悟出了一个道理：荒凉原来也可以挣钱。但如何将这种荒凉转化为钱，他其实也没具体的想法，他就像个钓翁，却没有钓具、诱饵、池水，甚至没有鱼。在沙漠中或火星上钓到鱼，才是神话，张贤亮在等待着书写这个神话的机会。

1992年的中国，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在中国掀起了全民创业的热潮，这股大潮被一个词给以形象的体现：下海。政府官员、机关干部、甚至大胆的农民，都像一条条不同种类的鱼，纷纷跳向商海。张贤亮也坐不住了，那两个荒凉的古堡像挂满鱼饵的大钩，从记忆里跳了出来，从贺兰山下向他伸来。

当时，他已经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拥有一定量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废弃的古堡像一条不安分的鱼，在他记忆的水面上不时跳跃，伴生着一种粗狂的活力，推动着他的思绪向一条“出卖荒凉”的捷径走去。或者说，那个古堡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不断向他辐射出越来越大的磁力，让他在距离古堡几十公里之外的银川市老城区文化街东59号上的文联办公大楼里，常常感受到一种暗示，甚至一种憧憬：一个优秀的文化人在商业方面也能释放出能量，哪怕这种能量建立在公众所诟病的基础上。

当时的张贤亮无疑是宁夏作家中版税最多的，也是宁夏作家中拥有最顶尖级的文化资源者，这两者为他的行动打制了一对飞翼。很多媒体的报道中，都是千篇一律的、类似“张贤亮拿出了自己多年积累的作品版权税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几百万，在镇北堡兴办起了影视城。”那天下午，问他当时有没有顾虑？“怎么会没有？大的不得了！”

政治家也好，军事家也好，企业家也好，聪明的人在成就自己时总会调动外界最大的资源和力量。那个古堡又变得像个鱼池，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了张贤亮钓鱼的许可证，鱼竿就是宁夏文联：他以宁夏文联的名义，决定在古堡开办一个影视拍摄之地。在他当时的美好想象中，会有很多的剧组鱼儿一般游到这里，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名气。在张贤亮的记忆里，1992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尽管很多人在此前后一直称呼他为“张主席”，仍视其为宁夏自治区文联主席，但他的内心里或许更多地将自己定义为一名顺应时代潮流的企业家，他已经挽起了裤脚，试图走进中国大地上兴起了的机关办实体的大潮。他拿版权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几百万，然后将这些钱借给文联，以文联的名义在明堡投资兴办华夏西部影视城。古堡小如水池，但他却将其视面向全国影视拍摄的一面大海，影视城就如一艘泰坦尼克号，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艘巨舰的船长。

巨舰没驶多久，就遇上了麻烦。具体说是第二年春天，国务院下达了机关事业单位必须和实体脱钩的文件，如一股巨浪，将他推回岸边。张贤亮这才发现，面对这片深海，自己进海的工具其实就是个快艇，自己连个救生衣都没备好，使用这艘快艇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莽撞和文人意气了。“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自己走到悬崖边，什么叫没有退路！”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张贤亮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种无奈，让我读到了一种真实：他并没外界报道的那么果断、坚强甚至多么有预见性。他那时是焦虑的甚至茫然的，但必须在很短时间内作出正确的选择：既要拥有那辆快艇的使用权，还要做好继续下海的准备。

华夏西部影视城的牌子变成了镇北堡影视城，产权人和债务人都变成了张贤亮。也就是说，原来臆想中的巨舰还原成了快艇，一个影视城和一个小镇的关系也逐渐纠结起来。

影视城的产权归到自己的头上之后，或许让他对古堡有了主人的身份感，更加卖力地向影视界“推销荒凉”，继谢晋之后，张艺谋、姜文、陈凯歌、周星弛等著名电影人鱼贯而来，影视作品拍摄留下的的景物，在圈内成了苍凉感的代名词。

那时的张贤亮并不是后来媒体报道的那么云淡风轻、闲云野鹤，也不是个空气管理师，拧大阀门后，便给当时宁静甚至死沉的宁夏文化界和旅游界吹去了不可遏制的理想气息，反而，他的生活由创业的热情和一些被他视为障碍的事情带来的焦虑和愤怒构成。文联的事情大多顾不上管了，大多数时间都在贺兰山下的那座古堡，简易的办公室拐角立着一把铁锹，那是那几年陪伴他最多的一个物件。当地农民看到古堡变成了影视基地，有的要撕毁当初协定，乘机提出租地涨价，有的甚至威胁，要赶着羊群要继续回到古堡，双方冲突到最严重时，他提着铁锹冲到和农民对峙的最前线；他起初开发的古堡是一座明代废堡，隔着一条干旱的沙沟，北边还有一座废弃的清堡。夏天，贺兰山下常常会有暴雨。贺兰山是一条留不住雨水的山，那条旱沟在雨季就变成了呼啸的水龙，只要一下雨，他就挽起裤腿，提着铁锹冲到沟边，和员工一起抗洪。

回忆起那段时光，张贤亮用“比农民还农民”“哪里有半点作家样”来形容自己。和农民的对峙、谈判并不是点燃那时愤怒的最大柴料，让他感到生气无比的是当地政府、市民对他的不理解，这源于他自作主张的一场广告创意与宣传。

1992年的一天，不少路过鼓楼的银川市民发现，有人在鼓楼前面正在搭建一块巨大的电子广告屏幕。市民给文物管理部门反映，也有人找媒体报道。但没用，第二天，一块8米高的广告牌竖起来了，把5米的鼓楼正门挡得严严实实。广告牌揭幕那天，斯琴高娃等国内电影明星前来助阵，人们这才知道，广告牌的主人就是张贤亮。

牌子挂了5年，市民们对此愤怒了5年，认为政府收了张贤亮的好处。而银川市人大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都先后下发了拆除此广告屏的通知。然而，直到1997年6月28日，那块牌子才拆除。尽管后来的时光证明，那是一件并不明智的事情，但谈及那件事，张贤亮以不屑的口气告诉我：市民和政府的意识都很落后，不懂市场经济和文化创意。

七

暮色将至，房间里的光线明显暗了下来，他的谈兴正浓，让我隐约觉得他好久没有如此尽兴聊天了，他的那只可爱的牧羊犬可能也因时间长了，在他脚下不安的走动着。他的助理拉开了屋灯，咖啡早就喝完了，一包三五烟也快抽完了。讲着讲着，他的情绪变得不平静了，越来越大的愤怒像一枚粗针，给他那被儒雅之气包围的身体扎了个窟窿，我能清晰地听见愤怒冲破那个窟窿发出的嘶鸣，甚至让我联想到一个能量泄露的核电站。这种愤怒其实一直陪伴着他的创业，只不过是媒体报道中的都是树立他如何创业、如何坚强、如何正确的高大形象。开始，他埋怨当时的政策之变把他推向了必须创业的绝地中，是他的经商天赋挽救了处于困境中的他。继而，他也埋怨周围的好朋友不理解自己，比如曾和他关系最好的作家马知遥就非常反对他从商，从1993年以后几乎断绝了往来。2019年6月18日，我见到马知遥求证此事时，他坦诚道：“我是不同意他去经商的，那只能让他变成堡主，而且让他心力憔悴，如果他继续单纯写作，会是另一个样子的。”

初见在人生交际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刚到银川的那次采访后，我很快做出了个深度报道，并被多家报纸转载。这或许为后来每次见到他能赢得更多时间增添了筹码。以后的多次采访中，他的助理换成了马红英，但接待我的“规格”依然很高。当初创办影视城时，实行的是股份制，我到银川后供职的《银川晚报》就有一份股份，但是，每年夏天来自全国的新闻媒体的总编、编辑、记者，让报社的领导为争取给他们免票的事情感到为难，便常常让办公室的同事找我，让我和影城方面沟通免票事宜，而我每次提出免票的事情，影城方面没有一次拒绝过——在朋友和同事的眼里，这是一种待遇和职业尊严的体现。记得有一次，一个媒体同行问张贤亮：“凭什么对他那样好？”

张贤亮笑嘻嘻地问她：“你们大多是发些豆腐块的小消息，那直接问助理或负责宣传的人就可以了，他问的问题，助理和负责宣传的人回答不了呀！再说，你们能有他那么大篇幅的采访文章发表出来么？我说的多，他就写得多，版面就大，我为什么不给他更多的时间呢？”

搬到清堡时，整个影视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已经凸显了出来，很多在这里拍摄的影片已经走进了中国电影史。媒体上报道的那些经验，已经成了经典式、教材性的内容。最让外界津津乐道的就是来这里取景、拍摄的剧组散去后，留下的是后来带给影城娱乐化的场地，而那些走出去获奖的电影，以极大的影响反过来又宣传了影城。明、清两个古堡，像贺兰山下突然醒来的双子座，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从全国乃至域外而来的游客们，乐此不疲地走在这双子座的光影里，享受着古老的土堡经过张贤亮点石成金后带来的文学、电影、旅游、娱乐等综合起来的快乐。

影城的另一个意义还在于它和中国的当代旅游同步，见证了中国旅游的脚步，而张贤亮在这一段时间和旅游界、企业界打交道的时间，要比和文学界的多。第一次采访张贤亮时，他提出宁夏是中国富庶的盆景，最后一次见张贤亮，是受《中国国家地理》的委托，给该杂志做“宁夏专辑”而前去采访，他自称是宁夏旅游大使，赞叹宁夏的“两山一水”构成了一片福地。

尽管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完成了《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想》《一亿六》等文学作品，却被“伤痕文学”的前浪和成功企业家身份带来的后浪，双双碾压而过！后来的几次采访中，他念念不忘介绍他的这些文学作品，然而，一个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既然上帝不能让一个人同时踏进两条河，那也不允许一个人同时能将两种大事做到极致。

当张贤亮看到自己手书的那11个大字，被员工写在11张熟过的牛皮上并依次撑开，挂在通往清堡的路北侧时，他认定这是给自己最大的奖励或认可，认定自己是中国电影向外走的一个重要推手，那11个大字至今仍高悬——“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红高粱》《大话西游》等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也是对那11个字的一种诠释。

至今，中国的电影界也公认，没有张贤亮，2004年第16届金鸡百花奖是不可能落户银川的，而这项大奖对张贤亮的回报之一，就是颁奖地点定在他花500万元建造的布达拉宫式的“百花堂”。他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已经不次于对文学的贡献。申办成功后，他又投资500万元为电影节建造了中国电影论坛会址，这在前1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是从来没有过的。当然，和中国的很多论坛一样，这个会址的角色也就那么一次。

“百花堂”建成后不久，我就应邀前去，在那里和他又有了一次长谈，那段时间，整个国家到处飞窜着一个词：产业。他从影视城命运的黄昏期，谈到了文化产业。 他雄心勃勃地告诉我，想出一本书，名字就叫《弄一个文化产业来玩》。估计，他也就说说，那本书一直就在他的计划里。

随后的几次采访，他都邀请我去看他的“新作”：高价从南方买来的木制大门和化石，从甘肃、宁夏、陕北甚至辽宁等北方省区请来民间艺术家，展示北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动着一个巨大的划板，在贺兰山下划出一个漩涡，让更多的人旋进这个涡里，古堡里的导游、保安、后勤、演艺人员、等等。他时而站在漩涡中心，指挥着这些人，形成了一架庞大但效率很高的机器，时而，他又站在漩涡之外，审视着它的不足或享受它带给自己国王般的感觉。他成了外地游客来想拜的牌位，成了宁夏文旅成功的一面旗帜，成了贺兰山下的一个文化标识。

八

《银川日报》创刊时，我被调进该报社负责文化版。他的助理恰好找到我，问能不能给影城做个文化活动，我提出了向全国做个征文的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张贤亮的同意。助理说，镇北堡影城第一次把这样的征文机会给了《银川日报》，可见张贤亮对我的信任。征文活动期间，张贤亮在他出版的一百多本书上，用毛笔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作为给获奖者的礼物。

张贤亮不止一次告诉媒体记者，他的生命长度是90岁。按照他在影城中滋润的活法，谁怀疑这个长度呢？2014年年初，影城的工作员接到了张贤亮的一封公开信：“癌症并不可怕！我甚至可以说，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展开了新的一页。”恰好这一年，我被借调到北京进行10集纪录片《神秘的西夏》的剧本创作。9月，我陪同剧组在青海湖拍摄《神秘的西夏》，在微信上看到张贤亮去世的消息，终因在外而无法去殡仪馆，在众多花圈的包围中，献上一个文学晚辈的礼敬。不过，这样也好，诚如莫言在张贤亮去世后所说的“对这样一位悟透人生的作家，活着不需要恭维，死后也不需要花圈，最好的悼念是重读一下他的书。”其实，即便我在贺兰山下的银川，也未必去殡仪馆，将自己淹没在众多的陌生中，我不喜欢在那种场合和很多人一起压抑在人造的肃穆中，我宁愿和一两个真正读过他、读懂他的人坐在一起，表达一种真诚敬意，就像我后来回家乡时，找张宏中一起聊《绿化树》，将张贤亮送给我的签名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送给他。

张贤亮躺进殡仪馆的水晶棺材时，到场者都看到了他的遗容，而我只能想象，那是一篇大气而复杂的文章，躺进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火葬工在打开焚尸炉时，这封信被投进生命终结处的一个邮筒。他，被邮寄向天国而去。

生前最后的10多年时光里，张贤亮都毫不客气的拥有或享受了尊贵的物质生活和各种荣誉。然而，这片土地对张贤亮去世后的敬重逐渐发生了变化，刚去世不久，有人张罗着兴建纪念馆，不少媒体开设纪念专版、专栏。时光机前的检验冰冷但严正，那些明显带有蹭热度心理，甚至消费文化名人心理的人，看不到商机时便自动降了“怀念张贤亮”的温，眼光转向了别处，等待着“万事俱备，只欠一死”的其他文人、作家的作古，那些对张贤亮的去世呼天抢地者，硬挤出的眼泪，估计还没到腮边就被时间风干了。

这片土地，这个城市，这个小镇，该在一种怎样正常的、敬重的心理下，对张贤亮给予体面的、长期的表达？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恒久的纪念一位带给这片土地钻石版光芒的人？这时，我想起了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如何对待外地至蜀的文化人来，第一个想起的是西汉时期的文翁。文翁的老家在今安徽省庐江市，汉景帝末年官拜蜀郡郡守，前往成都到上任。看到当时的蜀人不爱读书，文化教育落后，他从蜀郡及下辖各县中选拔了十几个天资聪颖、乐意读书的小吏送到长安进修，跟着京城的学者们学习。同时，他下令削减蜀郡的行政开销，把省下来的钱跟蜀地特产一起送到京师，交给那些培养蜀郡学生导师们，作为培养费用。鉴于去京城进修的名额有限及费用高，文翁决定在成都开办全国各郡第一家官学。凡进官学求学的蜀郡子弟，不仅免除徭役，学业优秀的毕业生，还可以在郡县机关当官吏，成绩差些的可以回乡做官。汉武帝将文翁的办学经验在全国推广，促进了全国各郡设立了官学。

文翁最后死在了四川任上，他倡办的学府“石室”，至今，成都市区仍有以此命名的中学，千年来，当地民众一直以“岁时祭礼不绝”的习俗保持着一份敬念。当然，我也想到了武侯祠，诸葛亮也不是蜀人。我第一次去成都时，就曾去过那里，看到大门上的题匾是“汉昭烈庙”，也就说那里也是刘备的祠庙，然而，成都人却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将身为臣的诸葛亮敬奉到比君还高的席位，甚至很多本地人早淡忘了身为君的刘备。这就是成都人：不以君臣名位来定尊卑，而是以历史功绩大小，在自己的内心里排序地位高低。同样，浙江人陆游、河南人杜甫、江西人黄庭坚，曾经只是成都的路人，却被成都人供奉得更高、传播得更远。而张贤亮，从文学到影视，留给了这片土地多少文化资产、遗产。

每每路过镇北堡影城，看到后来出现的“镇北堡镇”、“镇北堡温泉小镇”等政治、经济上的称谓，却看不到“张贤亮大街”“张贤亮路”“张贤亮文学奖”。他去世的几年间，我每经过影城时，恍如他正踱着优雅而寂寞的步子，走进都督府或百花堂，亲切的招呼一声“小唐”后，接着讲述他的新想法，新见解，回到现实，看到并没多大变化的影城，我多想看到门口有一尊他的雕像，哪怕半截，因为我不敢奢想，在他曾经工作过多年的地方，有一尊雕像或一条他名字命名的路。张贤亮去世后，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每想起他时，也就想起了这首诗——

镇北堡

——献给张贤亮先生

万千官兵的血，难敌一个作家的文章

再坚硬的土，废弃如草

你把荒芜捡起，手里有金子发光

手指微颤，三五牌烟灰如雪抖落

像那些燃烧后的往事，染白双鬓

万千锦绣文章，难敌一双仿制绣花鞋

散场和开场之间，仅仅隔着一场笑声

祭词挂在月亮门上

您审阅后，放进一杯热茶

万千掌声雷动，难敌清洁工的一帚横扫

骄傲和寂寞，携手向天上飞

邀请函失踪的黄昏，我们挽手上山

撇开积雪和不相干的人

像拆阅一封旧信

朝山下俯瞰

2019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