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沿书脊流出芬芳

唐荣尧

那是60年前的一场细雨，慢飘在春季最后的一个节气——谷雨——里，湿润着干渴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的滨河小村，所谓春雨贵如油呐！它也滋润着农人们那点并不奢侈的希望。农村的一场雨，就是一道上天让农人们休息的口令——让这些常年辛劳的人们休息一下。唯有她，走出家门，任凭细雨纷扬，淋湿一头秀发，慢行在田间小道上的鞋底，沾上更多的泥泞。她内心有诗，却苦如倒不出的一壶酽茶；她内心有爱，如被一块厚纸严实包裹而添不到甜味的糖果；她内心有远方，却如脚下的鞋底被泥泞粘在眼前的小道而不能远足。她只能在这谷雨里，不时抬起头来，朝河对岸的故乡望上一两眼，幽幽地叹口气。

三个月前，她坐在一辆毛驴车上，跨过冰封的河面，从河对面的五佛寺，嫁到此岸的小村发裕堡。

娘家和婆家所在两个村子，隔河而居，分属两个县、两个地区。千百年来，双方姻亲不断。她的姑姑就从五佛寺嫁到发裕堡。去年初冬，姑姑回娘家时，以媒人的身份，高声地告诉她的母亲：“小伙子攒劲（当地方言，优秀的意思）的很，在白银市工作，书念的多！”最后那句话，冲破上房的门帘，直奔向厨房，冲进她的耳膜。不，简直就如夏日暴涨的河水漫过大堤，直冲她的心房。她的心门，被最后那句话软软地冲开。当父母征求她的意见时，她的脑海里除了书外，没有别的。一想到嫁到一个读书人的家里，她就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子。她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自己的婚事，重复了姑姑的婚姻之路。

嫁到发裕堡后，她才知道姑姑的话中有一半是对的：新婚的丈夫确实不在农村务农，而是新中国在西部的第一个有色金属基地的第一批建设者，这个身份让他们更容易在别的村里找到对象，基地所在地叫白银市——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与理想和抱负无关，出于家境贫寒的需求，身为长子的丈夫，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丈夫，到百公里外的荒滩上建设的那个金属基地，是为了撑起3代、10多人家庭的经济小屋。结婚3天后，丈夫就匆匆返回基地上班。留下她，开始融入这个陌生的大家庭，开始繁重的农活。

在娘家时，她偷偷将家里的杏子摘上，到集镇去换取毛笔、学费、纸张等，在每个、学期开始时向父母哭闹，假期里尽力帮家人感农活，以此读完了小学、初中。那个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发展教育却没有教师的时代，她被招进当地的小学任教师、担任生产大队的会计。一心想读书的她，因为姑姑的“广告”，她答应了这桩跨县、跨河的婚姻。

古人有“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的说法，然而，结婚第一年的谷雨，彻底浇灭了她的读书梦，贫穷的现实，如垒起的高坝，拦住了她读书的溪流。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以地区人大代表的身份，要去开会。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然后抱着孩子，步行30公里到邻县县城，乘坐一趟夜行绿皮火车，经过近一夜时间，到白银西站，下车后继续抱着孩子，步行10多公里才到丈夫工作的厂子。一进丈夫的那间职工宿舍，她眼前一亮，床头那个小小的书架上摆的书，像一盆燃烧的炭火，让这一路辗转的辛苦如遇火的冰，立即化光了。姑姑没说错，丈夫是个爱读书的人。那个钱和书都稀缺的时代，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十几块钱，除了贴补家用外，没多少钱的，眼前这些书是他将自己的生活水准压到何等低的程度才买到的呀！

这时，她眼里一热！和一个爱读书的人结婚，值了！

冬日的农村没多少事情，公婆出门前就叮嘱她可多呆一段时间。参加完人代会后，她带着孩子在丈夫身边逗留了一段时间。那是她生命中蘸了蜜一样的幸福时光：丈夫上班后，她做完家务后，抱着孩子读书！很快，她读完了小书架上的书，开始面临“断书”之灾。丈夫开始去公司图书馆借书，白天她读，夜晚丈夫读。一次，丈夫面对读完后即将归还的《孙子兵法》长叹不已。她不解，问缘由。丈夫说：“这本书实在太喜欢，又买不起！”

她将丈夫从车间带来的废弃的纸张装订好，偷偷买来毛笔、墨汁，乘丈夫上班的空闲，哄好孩子入睡后，抄写这本书。当丈夫看到那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孙子兵法》手抄本时，惊讶不已。50多年后，我看到她珍藏的这手抄《孙子兵法》时，那娟秀的笔迹里，让我感叹不已，这里面，暗暗写着一个爱读书、爱丈夫的女子怎样的情愫！《千家诗》、《唐诗选》等就是她一笔一笔的抄出来的，丈夫在她的影响下，也慢慢养成了了用毛笔抄书的习惯。

轰鸣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宽阔的柏油马路构成的城市生活虽好，终不属她！她终将返回孝敬公婆、拉扯孩子、在生产队挣工分的现实，一幅并非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笔下的《乡村生活图景》——每个村民都在追寻，但最终一无所获；村庄里充满爱、失落、渴望、欲望、绝望与死亡；她的乡村是繁重但带不来收获的农活，是将她的读书梦逼到一个无法回转的角落里然后扼杀的现实，是任凭卑微、失望、贫困、愚昧在村里、在村人们心中肆意横行的时空。再后来，她又有了两个孩子，第三个男孩，就是我，她就是我的母亲。

长大后，读到宋代文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育子》中的那句话：“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晬，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百晬”“周晬”分别指庆贺婴儿满百日、周岁而举行的礼仪宴会。北方乡下，大多重视被称作“搀百禄”的“百晬”之礼，图的是给孩子祈求个长寿。在外工作的父亲一再叮嘱母亲，每逢给我们兄弟“搀百禄”时，一定要进行“抓周” 礼。那个简单的礼仪，自然没有宋代文人吴自牧在《梦梁录·育子》中记载的、南宋时期南方的富足人家给孩子办的“抓周”那样排场：“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秉烛，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谶。”这个仪式被孟元老称为“小孩之盛礼”，有金银制作的玩具，有文房四宝和道家、儒家的经卷，有裁缝用的刀剪尺子，有做粮食生意人用的秤、戥子和升斗，有女红需要的针线，有儿童喜欢的玩具，怎能不算盛呢？

母亲按照父亲的吩咐，在我们按农历计算的、满周岁那天（担心母亲记错我们的农历生日，父亲将我们的生日全用毛笔字写在柜盖的里面），没有锦缎列于中堂，兄弟中无论谁在周岁那天，母亲都会给我们洗净脸，换上新衣服，将父亲做的小桌放在炕上，铺上布。摆上父亲带回家的一本《三字经》或《千字文》、母亲担任会计的一把算盘和家里类似铲子的小农具。按照国人的理解，如果小孩先抓了书，预示这个孩子以后是个读书人，能有一笔锦绣文章或入仕；如果抓到算盘，他将来长大善于理财，能成陶朱事业；如果抓到农具，则意味着他将来能种田不会饿着。

没有任何暗示和诱导，母亲在周岁那天，让我们爬向小炕桌挑选预示未来的物件或书。让父母欣慰的是，我们都挑的是书。本来，这是一项中国农村人用来此来测卜孩子志趣、前途的一项游戏，却让父母从心底里认定，我们将来是要读书的。这种认定，让他们付出了比村里别的人家更多的代价。

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工资有限，我们兄弟读书的经济压力多体现在母亲身上。她是村里第一个学会缝纫机的女性，晚上或农闲时，给乡亲们做衣服挣点家补；她是村里第一个学会自行车的女性，为了省路费，骑着自行车去看父亲；她是村里第一个会打算盘的女性，自然就成了大队第一个女会计。 我和二哥开始上高中、大学时。每个春节的前后，母亲都会掰着指头算，从哪个亲戚或富裕点的乡民那里能借到钱，然后，背着我们悄悄去走进一个个人家。她苦笑着说，春节是一年中难得串门的时节。家境的困窘达到了极限最困难时，是二哥和我上大学，妹妹考上县城中学那年，我们都萌生了辍学的想法，然而一提，生平从没生气的母亲，语气顿时坚定中伴着严厉：“砸锅卖铁，你们也要把书念成！”其实我知道，哪来的锅可砸，哪来的铁供来卖？。她借的钱，只能等父亲的工资发了后，慢慢的抽出来一部分还。最困难时，父亲做的木家具、棉大衣都卖掉，她赶着毛驴车，上面装着装有家乡特产的香水梨，渡过黄河，远走祁连山下的河西乡村，换取一点粮食或钱回来。

我是三个兄弟最爱读书的，每当父亲回到家时，一定用自己省下的钱给我们带书来。让我小学时就能读到四大名著、初中读到写文天祥的《痛史》及鲁迅的书。有一次，躺在炕上看书，被母亲发现，她脸浮愠色地对我说：“古人有话，躺下不能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看书！书要敬着读。”

当初，妹妹因为实在交不起380元的入学费而辍学，我毕业后，母亲就坚持每年给当地的小学捐款380元，直到现在。前几年，国家落实政策给她补发一点当年做过教师的钱，她毅然将捐给学校的钱数涨到了1000元。我们弟兄三人都走出了发裕堡，在城市各自安家！母亲却拒绝随我们到城里居住。她说：“你们是读书读到城里去的，可村里还有很多需要读书的娃，不能撇下他们吧！”20年前，她坚持要办一个乡村图书馆，让已经退休在家的父亲做木架，让建筑专业毕业的二哥设计，让我负责找书。终于，在家门口建成了一个乡村图书馆，给那个乡村图书馆取名时，母亲坚持叫“谷雨书香”，意为“雨生百谷，书生百智”。后来，我向著名作家（已故）张贤亮先生求题馆名时，先生眼睛一亮，对这个名字赞叹不已：“好名字，谷雨时分，催生万物；书又怕火，雨能灭火！尤其是一个乡村老太太坚持办乡村图书馆，这个字要题！”

任何一个母亲，都是孩子读的第一本也可能是最后一本最精彩的书。爱读书的母亲，虽然没能完成她的读书梦，但她却把自己写成了一本书。“谷雨书香”里的书逐渐多了起来，去看书的农民和孩子多了起来。小小的书屋成了村子的一道另类风景。夕阳斜下，炊烟散尽时，小小的书屋亮起柔和的灯光，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写完了作业的孩子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聚到这里，一本书，一本杂志，都是他们的一份精神食粮。周末时，常常有孩子们去帮她打扫书屋的卫生，整理图书，书屋前的小桌子上，摆着象棋、纸牌，陪伴着那些年老的村民走完人生最后时光。 2012年夏天，常年积劳成疾让母亲住了一次院，身体大不如以前。在我们的“苦口婆心”下，母亲只好答应住在大哥、二哥所在的城市，也就是父亲曾工作过的白银市。她将近4000册书捐给了当地的小学图书馆。办理交接书的手续时，母亲说：“实在舍不得啊，那就像将我的娃娃抱养给别人一样，但不能因为我生病了，去城里了，就让村里的娃们看不上书吧！” 我们都以为，这次，母亲没什么牵挂了，能安心在城里安度晚年了！

2014年初，中央电视台采访这个小乡村图书馆时，面对空荡荡的小屋，母亲的心也空落落的；不久，中国民间图书馆论坛在北京召开，母亲受邀前去参加。当看到有90多岁的老人依然坚守在乡村办图书馆，母亲提出：坚决不在城里住了，命令式的对我说：“继续找书，我们得把乡村图书馆重新办起来！”

74岁的母亲，再次回到村里，重新粉刷房子，擦拭净书架。她像个年迈的将军重返战场一样，一本本各地捐来的书，像响应她的号召重归战壕的将士。4年过去了，小村的图书馆像古时的都城，一本一本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像赶考的举子，带着各自的成绩汇聚这里，那时的母亲，像在大殿上面试天下俊才的君王，更像检阅自己部队的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双鬓发更白了，视力越来越下降了，母亲一个人做饭，守着那间简陋的书屋，换来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人出于一份敬重，不远万里捐书、寄书，书比原来更多了。

西北地区的一些村庄里，夏粮收割季节，因为要抢种秋粮，时间紧，只好将成捆的麦子垒成垛，垒成了庄稼人的希望。一座粮垛就是一户人家的希望，如今，即将8旬的母亲，又是孤独于乡下的，像一个守着自己战壕的、一直等不到撤退命令的老战士，任凭岁月染白双鬓，任借书的学生走后的寂寞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却见到她不妥协的面孔。她将自己多年读书的愿望，铸成了一座精神的粮垛，让几十年间落在心上的谷雨，沿着书脊而流，浇灌出苦难岁月后的一缕芬芳，这芬芳它虽然细小，但却是村里爱读书的农民和孩子们的希望和灯盏，它和中国大地上诸如此类的粮垛一样，给祖国大地输送营养、希望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