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骨写殇

唐荣尧

马子清摸黑抓起衣服，熟练地穿好——庄稼人，点一下煤油灯照亮，无疑如撕了一下去身上肉一般的疼——，这穷苦造成的疼。不用看挂在墙上的农历，他也知道，这是1993年的农历7月14，一年中正热的时节。

刺啦一声，从厨房里传出老婆往锅里打鸡蛋的声音。他似乎看见打碎的鸡蛋清，向锅底的那一抹菜籽油滑去。很快，鸡蛋清遇见菜籽油时撞出的香气，飘散在院子里。

走进厨房，土炉灶口喷出的火势小了许多，炉膛里的火苗温婉地舔着锅底。女人已经将白面和着黑面烙好的饼子放进口袋，一碗鸡蛋汤，一块饼子，这是她给男人最好的早餐了。“上马的饺子下马的面”，哪个女人不想煮个饺子送给自家男人出远门？可这贫窘的家庭没有能做饺子馅的食材，女人只好让一个鸡蛋黄孤独的飘在汤中，陪着碗旁的一块干面饼，作为一份送男人出外的“重礼”了。

村子里静得能听见呼吸，月光下，他走出家门，跟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着。这是陇山北端，宁夏中部地带的夏日后半夜，烤焦土地的白天热浪，潮水般退去，一个村子，就是隐约可见的一个清凉小岛。

这块地方，像被上天给忘了！往北200多公里，是黄河浇灌出的宁夏平原，往南200多公里，是碧绿葱翠于莽苍广袤的黄土高原上的绿岛——六盘山，夹在宁夏中部地区的这块地带，云不来雨不至，云忘记雨嫌弃，形成了一片狭长的干旱带，干旱少雨的年份里，就成一块零物质境地。

漫地枯黄中，上天赐予这片土地一份微不足道的物产：薄如发丝的黑色苔藓，卑微地贴在大地上，农人们称为：发菜。

就像当地农民戏说的，酱油不是油，姑娘不是娘，蜗牛不是牛，发菜自然也不是菜。在植物学家那里，这是属于藻类植物中蓝藻门、念珠藻科、念珠藻属中的陆生藻类。但在农人的心目中，它是财富。因为和“发财”谐音，发菜在富人的宴席上成了名贵菜，给这里的人们创造了一种令大地喊疼的挣钱机会——抓发菜。

那些从大地上被抓起，最终走上富人宴席的发菜，并不知道它给养育自己的土地带来怎样的灾难；而和它们生活得最近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中看到了改变生活的希望。黄土上的农人们因此有了抓发菜这个行当。民间语文，往往有着学者无法理解的妙处，一个“抓”字，精妙地写出这些向土地讨生活的人们，看到挣钱希望时的迫切和粗暴。开始，他们是用手捡，后来，觉得慢，一套快速将发菜收拾进口袋的方法。

我亲眼见过那种让大地喊疼的方法：他们发明了一种小铁耙，人不再弯腰或者近乎贴着地面找发菜了，而是直起腰，抓着铁耙的木杆，篦子刮头般地，在贫瘠的土地上，一耙一耙地将草根也拔了起来；一年下来，发菜没捡到多少，将来年染绿土地的草根也耙掉了。

在人类的贫穷和贪婪前，没有一剂止疼药降临在这里。抓发菜，成了这黄土旱塬里的农人，向大地索取的一份无奈。这样的境地里，他们将生存的欲望，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对冬天的一场薄雪、夏天的一场浅雨的祈望，外出打工挣到让女人和孩子过节时能买到新的衣服、能供一家人简单至极的生活，就足以让笑容浮上他们的脸。然而，即便这么些单薄的期许，常常也得不到满足。这片养活不了人的绝地里，贫穷似乎成了无法治愈的癌症。这片他们视为故乡的地方，提供不了多少物质，人们反而就少了些诅咒、失望甚至绝望。自然，就将生存的希望，向庄子外的世界延伸，比如去外地抓发菜。

村头，已经有好几个早到的村民：故乡的发菜让他们抓完了，那就到外地去吧。他们要往北，以抓发菜的方式去讨生活！

没有文人笔下浪漫的花儿清扬在夜色里，没有壮烈的送行酒入肠下肚，只有一截愁肠蠕动在饥饿的体内。这群披着夜色的人，10多个人拥挤在一辆四轮拖拉机里，几辆拖拉机裹着几十个人和行李、简单的炊具、燃料，向北方的一片巨大未知而去：去过那里的前辈人口传了一个信息，北边的内蒙古境内，由戈壁、沙丘、旷野构成的地方，有发菜。

阴山南麓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地带，马子清和其他几个捡发菜的同伴，身披暮色，带着疲惫和没有抓到发菜的懊丧，来到一座简易平房前。

“有人么？有水么？能给点水么？”

屋里传出一个老人硬朗的声音：“水有，进屋来喝！”

走进那间典型的牧区简易住房，屋主人，一个看上去很精神的老人已经将几个碗摆放在了正中间的木柜上，大热天的，带着手套的右手显得十分醒目。拔去暖水瓶口的木盖子，一股热气从瓶口窜出。几个盛满开水的碗，顿时被热气萦绕。年轻的发菜小伙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端起碗，吹了一口气，就将嘴唇紧紧挨上碗沿。

老人的话飘来：“别急，用嘴吹，顺着碗边边慢点喝就不烫了。看你们是从宁夏过来的？”

“哦，是的。同心人！老人家知道那儿？”马子清回答老人的话。

老人说：“老家人哦，咱也是同心下马关的！”

“老人家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老人的脸上闪现出一丝不自在：“年轻时讨要生活来的。”

“可不是，咱那儿养活不了人！”老人低声念叨：“下马关，老家又来人啦！”

马子清问到：“我小时候听大人讲过，咱们那儿以前有人参加过西军，西军就是在阴山打仗的，你知道么？”

老人的嘴角轻轻的抽搐了一下，脸上涌现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神色，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唉，这里也抓不到发菜了。”

老人只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有很多抓发菜的人，狠劲地向土地索要发菜。他不知道，从19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期，抓发菜的人影遍布宁夏、甘肃和内蒙古。 我从一份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了解到：每年都有大批宁夏等地的农民涌入内蒙古地区抓发菜，涉足草原面积2.2亿亩，其中1.9亿亩草场遭到严重破坏，约占内蒙古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8%，有0.6亿亩草场被完全破坏，已基本沙化。

临出门前，马子清看到木柜上随意摆放着老人的身份证：马三元，回族。

阴山之南，并没有马子清想象中那么多的发菜，望着阴山，他们犯难了：回去吧，家人等着他们抓些发菜换钱；不回去吧，往哪里去呢？

他们决定，翻阴山，继续往北！

马子清没料到，他问西军的那句话，让马三元老人深深地陷入了一场久远的回忆中，甚至，让老人做出了一个非凡的举动。

后来，他们的这段经历有了明显的民间段子成分。据说，他们穿越阴山之北后，踏进乌拉特中旗境内。响晴的日子里，戈壁滩上偶尔会出现海市蜃楼，这让他们认定：荒凉的尽头，或许有发菜。

如果，我在那辆拖拉机上，或许也会感觉到自己就是坐在一叶认定了方向的小舟，行驶在那片巨大的荒凉之海中，听凭“突突突”的马达声打破那片旱海——比家乡更干旱的戈壁滩——上的死寂。缓缓行驶中，他们完成了横越内蒙古中部北段的壮举。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支逢山开路、没有对手的远征军，以为那广袤的戈壁滩就是驰骋无界的宇宙。如果，我在那辆拖拉机上，我或许会高唱当地的乌拉特民歌：《出发之歌》——“就像那泉水一样喷涌，就像那柳树一样摇曳；我拿出我朝阳初升时的姿态，出发的时候唱起这首歌；就像那河水一样流淌，就像那榆树一样摇荡；我拿出英俊潇洒的风度，出发的时候，唱起这首歌。”

直到穿着蒙古国军服的军人，端起黑洞洞的枪管对准他们时，这旱洋上的小船才被叫停——，天呐，他们走过头了，径直闯入到了蒙古国境内。他们在不自觉中，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后来呢？”我好奇地追问讲述这个故事的人。

“动静搞大了，这不惊动了人家蒙古国了嘛。我们的人被扣留，蒙古国都给中国的外交部来电交涉。”

哦，成了国际事件了！

“再后来，中国的公安部、外交部派人去领他们。结果，这些犟怂还不回来。”

“为什么？”

“为个啥？他们回答：我们只认我们同心县公安局或下马关派出所的人！别的不认！”

“再后来呢？”

“还有什么后来？人算是从蒙古国给领回来了。一路走过去，穷的叮当响，想罚款也没什么可罚的。教育了一下下，放了！他们就慢慢开着拖拉机回来了。发菜没抓着，倒是抓了一个大笑话。”

讲这个故事的人，慢条细理地抽着旱烟，不折不扣地往前推理着故事的进程，让我没有丝毫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返回时，他们没有像去时走阴山西端的山谷，而是穿越阴山中段、从乌拉特中旗到乌拉特后旗的乌布浪口。乌布浪口，蒙古语“乌布拉克”的转化语，意为大水泉之口，自古就是出入阴山的一个重要关口。

和平年代，没人会关注这个关口的重要性。那批因为抓发菜而闹出外交事件的农人来说，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路过，他们不知道也无需知道，不远处逶迤于山脊的石头垒砌的高墙，就是著名的秦长城，他们更不知道也无需知道，这里自古就是一条军事通道的咽喉部位，匈奴、突厥、契丹、鲜卑、女真、羌、蒙古等游牧部族的武装力量，都曾在这里出现过，至于日本军队在这里和中国军队的对峙、厮杀，他们更不知道。乌布浪口，不是他们留心的地方，带着没有抓到发菜反而跑出了国的懊恼，他们来到这里时，怎么会有好心情？加上天快黑了，一伙人赶快分工，有的挖土埋锅，有的去周围找柴烧火。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个年轻人的惊呼：“快看骨头，这么多的死人骨头！”

大家这才发现，山坡上到处散乱着不少人的尸骨，在夕阳下，发出瘆人的光。尸骨来自其主人的不同部位，大小与形状不同，但都有着一种穿越时光后不变的惨白，像句子长短不一的悼词，缀成一篇以乌布浪口为底本的悼词。本来打算在这里做顿简单的饭，宿营一晚的。这些白骨，让他们草草吃完饭后，心照不宣地立即动身，乘着阴山的那一轮冷月的光，撤离了。

走远了，车上的人又恢复了西北农民式的戏谑和幽默，最早发现尸骨且惊喊的年轻人成了嘲弄的对象。“喂，看把你胆小的，一堆骨头就给吓怂了！”

年轻人回应：“就你胆子大？有本事了你现在下车，去陪你的那些先人去！”

“喂喂，你说谁先人呢？你先人的骨头才被晾在这里晒月亮呢。你那一丧喊，我们就知道是你为你先人叫魂呢！”

玩笑没开成，反而闹的空气僵硬了起来。月光下，除了拖拉机的突突突声外，没别的了！

他们不知道，或许，那些尸骨，还真是他们先人的！

二

在宁夏同心县采访那些抓发菜的农民时，听完他们的阴山之行后，我认真地告诉他们：几十年前，同心、中宁、海原等地，不少他们爷爷辈中的人，以军人的身份，远赴阴山抗击过日本军队！不少就亡在那里！

“有这事？”他们惊呆了！继而炸锅般地沸腾起来：“这么说来，先人算是有头脸的呀！”

“哎呀呀，那些骨头，没准还真是咱先人的！”

“还好，那晚要是住在那儿，说不定就拿先人的尸骨烤火取暖了，要是那样的话，该遭多大的罪呀！”

长达几百公里的阴山，像一把刀，横在中国北方，长期泛着冷光。匈奴、羯、氐、突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汉等不同族群的军人、商旅，穿过阴山古道，其实就是沿着刀尖走过，或急或缓地流出的，不仅有文明的汇容与扩散，更多是战争过后的血迹。

一部阴山，就是千年间未曾歇息的战争长卷的书写。乌布浪口之战，是被忽略的一章。

乌布浪口，像个纽扣，死死地钉在阴山古道的南端，将乌拉特前旗和乌拉特中旗的两片农耕区、游牧区连了起来。

1937年的阴山，开始闻到渐渐逼近的战火气息。这个气息，也像个潜伏的探子，暗地里往南而行，直到今天的宁夏中部地区的同心县。这个探子看到，第二年春天，国民党预旺县政府从下马关迁至今同心县城所在地——半个城。从半个城走出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大批青年男子要被征兵入伍，到黄河边的鱼米之地——中宁县驻防。签发这道征兵令的马鸿宾，刚刚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35师师长荣升为第八十一军军长。他或许接到了来自南京的密电：日本军队沿着阴山一路向西，目标是占有内蒙古西部地区和宁夏，进而攻取甘肃和陕西。

马鸿宾得抓紧征兵、训练，作为后援，随时奔赴阴山前线。

按照庄里人的辈分，马同宣是马子清的爷爷辈的。入伍当兵是强行征调的，再说，入伍后能领取点政府的兵晌。15岁的马同宣和其他入伍者，步行4天，赶到中宁县城宁安堡。家乡渐渐在身后了，他们被编入马鸿宾部35师。然后，接受正规而紧张的军事训练。

1939年夏秋季节，西征的日本军队像一股巨大的旋风，横扫过内蒙古草原，一路向西而来，占据了包头。侵略者的强大，像一面镜子，能照映出抵抗者的智慧与勇毅，也能映衬出官兵的坚强和将领的风度。日本军队入侵的火与铁，从另一个角度锻造出了中国历史上在一个名将奔涌的时代，将星璀璨于时代的天幕。后来的历史教科书或史料，让我们记住了台儿庄之战的白崇禧，远征军中的戴安澜，东北抗联的杨靖宇等，而阴山下，本该记住却没被记住的将星是傅作义。他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长官身份，在1940年新年前10天，具体说，是1939年12月20日，下令发动第一个“冬季攻势”，以新31师孙兰峰部为主力，攻进包头市内日军的部分据点，因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加上日军和伪军的增援反扑，新31师只好撤退，“冬季攻势”以失败告终。

强悍的侵略者是不允许征服对象挑战的，“冬季攻势”点燃了日军更大的反扑之火。从平绥、同蒲两路沿线部队中抽调了3万多人，汽车千余辆、飞机若干架、坦克若干辆以及伪蒙军6个师，由黑田师团长指挥，向阴山西段扑来。

接到出兵阴山的通知，马鸿宾深深体会了什么叫军情危急，战事不允许那些连枪把子都没捂热的新兵继续训练了，更何况让他们到百公里外的家乡告别？农历4月21，晚饭过后，马鸿宾秘密下达一道军令，从81军下辖的205、206和208三个团中，挑选出的3000多名回汉官兵，入编战时部队序列。

编入205团的马同宣，和其他战士冒着初春的寒气，乘着夜色，沿着黄河边的土路悄然开拔。天亮时，抵达永宁县黄河边的仁存渡口，等待再次出发的命令。而就在距离仁存渡口不远处的望洪堡，一场秘密的军官训练正在进行，身穿黄呢子军装，外套黄呢子大衣，佩戴中将领章的马鸿宾，以81军军长身份亲自主持训练，集中训练全军营长、连长两级军官。短训结束后，马鸿宾前往仁存渡口，骑在马上的下令：“出发！”

205团团长马文清率领该团首批士兵，由仁存渡口坐木船沿黄河顺流而下；随后是其他两个团。如今，从仁存渡口出发，乘坐汽车，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才能抵达巴彦淖尔市市府所在地临河。那时，这支急赴前线的部队，经过13天的水上航行，才抵达临河。经过短暂的修整，马文清接到命令，快速步行，前往五原县城南关，投入到战争前线。

2010年夏天，我前往阴山，在一片茫茫的历史水域中，找寻着一个个收藏着秘密的岛礁，挖掘那些搁浅的、浮游、沉底的历史细节。

这是一趟持续了2年的漫长孤旅。我以罗山脚下的下马关为起点，坐着三轮车在乡间穿越，坐上小客车通往同心县城；沿着滨河大道，从中宁行至仁存渡口，继续沿河行，至内蒙古的磴口，从磴口县上火车前往五原县；从五原县乘坐开往乌拉特中旗的长途班车。最终的目标是五原县和乌拉特中旗交接处的阴山脚下、位于乌中旗海流图镇正南28公里处的乌布浪。

罗山到阴山，宁夏到内蒙古，一路行来，对那些入伍后不久便奔赴前线的热血青年的行踪，有了明晰的概念。

黄昏时分，马同宣和其他士兵隐蔽在五原县南关外的树林子里。塞外的初春，依然寒冷。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县城里去住呢？”

“不想活了？如果让城里的坏人给告发了，这仗还没打，人先让日本飞机的炸弹给搞日踏了，人没了，多亏！”出于军事保密和不惊动老百姓，208团全团隐蔽在南关外的树林子里。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从小树林抽身而出，继续急行军，中午时分赶到五原县城东北约40华里的乌镇，205团部及第三营驻扎在此，第二营驻乌镇东约十华里的万和堂，第一营驻守在乌镇东北约十华里的司仪堂。三个营，像三个钉子，钉在了这里。

多少年后，在《临河县志》和《五原县志》等当地史料中，我逐渐清晰了当时的设防部署：马鸿宾的81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驻临河县城；马腾蛟的35师师部及其直属特务连驻五原县城东北约30多华里的折桂乡；马玉麟的103旅旅部及其所属部队驻乌镇；张海禄的206团团部及其所属3个营驻守乌拉脑包(乌镇东约五华里)。马锺的104旅208团团部及其所属3个营驻守在乌布浪山口(乌镇东北约10华里)。

指挥官的作用是在大战之前备好兵力、物力、后勤保障能力及对战前及战中各种情况的预判力。中国军人在大战前的紧张时间里，开始挖掘防御工事。阴山脚下的乌布浪口一带，是208团依山开挖防区的最佳地段内，士兵开始挖战壕、交通沟、梅花坑，筑碉堡，设路障，埋地雷，试图能以这样的防线抵御日军。他们在没有炮火的时间里，陪着一种可怕的宁静。

谁也不知道，战争双方，怎样打破这宁静。

战争，往往意味这对旧有秩序的颠覆。对守卫阴山的中国军人来说，碾碎1940年1月31日凌晨之静的坦克声，很陌生。从今天的中国概念而言，一部阴山军事史在这之前都是中原王朝和游牧部族的战争为主，而这次，阴山迎来的是彻底的外族，一个从遥远海岛上渡海、跨山、横越草原而来的异族军队。坐在坦克内、跟在坦克后的日本军人，在诺门罕、多伦、大青山、百灵庙等战役之后，已经熟悉了内蒙古从东到西的大片地形，甚至，他们也认为了解了中国军人，他们开始打破阴山记忆中的军事经纬度。

和那时中国大地上的抗日战事一样，阴山下发生的这场较量，根本就无平等而言。在收藏当年抵抗日军的部分战具、资料的博物馆——五原县博物馆里，通过展物和资料，我看到那时的双方处于怎样一个不对等的平台：日军在乌镇、乌布浪口一带投入的兵力是一万多人（应该有不少伪军），而马腾蛟的部队不到三千人，3个团的宁夏军人和当地抗日军队一样，武器极其简陋，很多士兵连棉衣、棉鞋都没有；日军穿的是棉衣、棉靴，装甲机械，还有飞机配合空中打击。

那幅挂在五原县博物馆的作战地图上，我看到红色标注的三道箭头，代表着日军扑来的三路兵力，像三支从阴山猛然奔出的猛虎，向乌布浪口一带扑来。

“日本人来了！”急促、紧张、低沉的声音最先是从阴山顶上设置的瞭望哨发出的。它轻的只有旁边的人听得见，重得似乎能震疼周围埋伏者的耳膜。很快，碾碎沉寂而冰凉大地的坦克履带声传来。这支仓促组建入国军序列的部队，没有无线发报设备，唯一的电话还架在距离阴山顶10多公里的山下营部，他们只能用中国军事史上最原始的传递情报方式，最先发现的哨兵头一偏，张嘴发出一声短促的、提前约定好的、内含军事情报口哨声，不远处，另一处潜伏的士兵听见后，很快又偏头向他的另一边传去口哨声。就这样，军情像一条贴着地面急速飞走的蛇，从阴山顶到山脚下，再贴着山下的平原奔往黄河边几十公里的壕沟，让决策者第一时间得到了情报。

如果阴山的石头有记忆，它们一定能记得日军的炮弹声、冲杀声和坦克碾过来的声音，这是阴山千百年来听到最猛烈的声音。和抗日战争初期、中期的所有战斗一样，这是一场不对等之战，是羊群和狼之间的对决，结局自然就很快浮现。日本空军和坦克的第一轮投弹，就基本上摧毁了一些工事和一些士兵的士气。犹如多年后美国攻打伊拉克那样，没有任何悬念，美军的第一波攻击就让对方先瘫痪。那时，还没见到日军长什么样，35师的大部分地面工事，在猛烈炮火前，严重损毁，人员伤亡惨重。架在前沿阵地的电话，就在第一轮炮声中被炸飞起来，后方和前线的联系一度中断。

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这种奇迹表现在弱者的一方除了用简陋的武器御敌外，还有一种骨气。35师的陈旧武器根本射不到对方，，战士们只好忍在战壕里，等日军逼近了才能开枪。这些装备上的“弱兵”并没选择退让，而是尽可能地利用有利地形进行反击，用简陋的装备甚至血肉之躯，挫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随即，傅作义下令101师增援，加入战斗，激战至黄昏。

夜暮将至，这昼夜交替的暗昏，是掩护罪恶的时机。面对久攻不克的困境和中国援军，负责投射毒气弹的日军听到指挥官黑田的一声命令：“投射！”

阴山的暮空里，飘起了罪恶之气，35师的阵地上，刹时毒烟弥漫，不少将士还没来得及以战场上的方式命名自己的青春，没来得及和对手交战，就中毒倒下了。

战后，打扫战场时清理到的毒气弹，今天依然躺在五原县博物馆的那块玻璃柜里，似乎还散发着从那场战争的胎体内滋生的恶气。

相对于他们和日本人交战的这片河套腹地，这支军队从西边的宁夏而来，河套一带的蒙古族、汉族、回族百姓给他们取了个名字：西军。 战争持续了一天，夜色下，双方都开始喘息、修整，当地百姓组织的民工，乘着夜色悄然接近西军，递上烙饼和水，将受伤的士兵运下火线。

第二天，升起的冬日太阳，给冰冷的大地带来些热气，但并没给中国军队带来好运和更多的希望，日军进攻继续，中国军队依然死守。一些战士被敌人的炮火炸中后，流出的肠子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结成了冰，活活被冻死。活着的士兵，在作战间隙啃几口冻硬的烙饼后，揣进怀里继续战斗。

战争，首先考验的是军人胆识、智慧及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度，也是考量军人、民众对自己的国家采取何种态度的最好探测仪，有誓死战斗者，就有投敌叛国者。比尸骨更白的冬日太阳，照着这场进入胶着状态的双方士兵。这时，来自第三方的力量，都会使其站队的一方战胜对方。就在这时，投降日军的王英带领他的绥西自卫联军和李守信的两个骑兵队，从乌不浪口东边一个小山口冷不丁地窜出。这是一支射向35师守军的冷箭，让这些官兵腹背受敌。一时间，战士们纷纷中弹倒地，伤亡惨重。王英和李守信，在后来的当地史料中，有了个醒目的前缀或“头衔”：蒙奸。

师长马腾跤急忙命令：马彦骑兵旅调转枪口还击王英的自卫联军，但难以奏效。

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战斗类型——肉搏战开始了。35师的守军，本来就因战事吃紧而招募进不少宁夏年轻的农民，他们无法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正规作战部队，日本人的一通炮击，已经击溃了他们临时接受的军事训练，何况，这是进入到肉搏状态的生死之拼，他们哪能还是装备齐全的军人，更多的是西北农民式的较量方式。他们像本能爆发的原始人，有的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抱着敌人的头狂啃，有的抓着敌人的胳膊乱拧，有的鲜血不停的向外喷射后很快被冻固，……多年后，听到讲述者口中的这些情景，我真的无法想象战斗的惨烈程度，它颠覆着我对那些抗日神剧的认识，说穿了，他们就是一群紧急状态中穿上一身军装的农民，他们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些爱国理念支配，更没有晚清诗僧苏曼殊的诗句“当以大雄无畏之身，还我婆娑大地”所说的气概。他们在你死我活的状态下，以一种农民决斗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军人的身份认定。这种认定，比注水的美化说教要壮美且具有说服力。而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高级军官则有着他们的认识，亲临前线督战的骑七师师长门炳岳在危难中，高声喊给官兵的那句话就是这种认识的最好诠释：“生是阵地，死是坟地。”

看到过那么多的抗日神剧，我真的想呼吁，阴山之战确实是一部电影大片，这并不是站在消费那场惨烈的战争的角度，而是它的独特性。

2日傍晚，35师各部集结乌拉脑包，这才发现乌布浪口守军208团大部已阵亡，205团大部已亦伤亡有一半，206团伤亡较小，三个团实际阵亡超过千人。

阴山之下，乱石堆尸，阵地变坟地！

阴山如海，乌布浪口是突兀于这片海上的一座巨岛，死亡的黑浪，一波又一波的向这座岛冲刷而来，一次次退潮，留给这座岛的一层层血红的淤积。

那几天的阴山，一定是红色的，被血染的那种红。还有3天，就是立春，这些守军似乎看到春光降临人间，却没能在春风中站起，或者能够在春风里走过哪怕10里；还有5天，就是中国人心中最大的节——春节，他们没能给自己的年龄树添上一个新的枝丫。连着好几天，阴山中段的这一地区 ，盘旋着越来越多的秃鹫、鹰，它们是被山坡上、战壕里的尸体吸引来的。

2月3日早上，35师抵达五原，发现五原城已被日军占领，插有敌旗，只能绕城而过，双方均未开火，35师向西南后方开拔，回到磴口县休整。

客观的説，这支部队战败了！这样一支战败的部队，注定是无法在历史教科书中亮相的，如此部队中活下来的成员，只能带着屈辱走完以后的路，只能将浴血的经历，折叠进心里。好在，有人终是在那个时候，说了句公道话——时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军陆军上将马鸿逵在后来回忆起这场战斗时说：“举世闻名的台儿庄、长沙等战役，国军英勇奋斗的精神，亦不过如此。”然而，这句话，又何曾在公开的教材或史料中出现？

战争是一张人性的晴雨表，有人壮烈捐躯其中，就会有人会苟且偷生于其外。我仔细地在一个个细微的情节里，找寻着对这张晴雨表的完整注解。战斗最惨烈时，208团的团长马锤和该团第二营长马希舜竟然不在前线。

这不是地方武装自发的局部战争，而是国民政府精心组织的正规战役，战场上的动态直接牵涉着国民政府的神经。战事失利，蒋介石直接召令马鸿宾到重庆汇报，并责令马鸿宾当即返回磴口，收容部队试图再战。

得知马锤和马希舜战事最紧时却不在前线时，马鸿宾严厉追责：“你们怎么不在乌布浪口的火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起仗来拖着尾巴跑，是儿子娃吗？丢回族儿子娃的人哩，丢中国儿子娃的人呐！前线官兵在拼命，你们却往后跑，往哪里跑!能跑出中国去吗?”

大敌当前，指挥官岂能念及族群同胞或乡党老乡？马鸿宾下令，将马锺、马希舜带上脚镣押回到宁夏平罗县的黄渠桥撤职查办。他告诫下属：“守不住绥远，日本人下一步就能踏平宁夏平原甚至甘肃和青海。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打回后套去。”

后退误战的要严办，前进杀敌者要奖励。马鸿宾下令，将坚守司仪堂阵地努力作战的205团第一营营长马维麟提升为205团团长，该营营附王五典提升为205团第3营营长。

马鸿宾重新和师长、旅长、团长们商议，立即将已收容到的部队，重新组织了两个团，补充了装备。人员死伤惨重的208团被撤销建制，该团的伤病员活着就再也见不到这个番号了。几天后，即令旅长马培清率领，重返后套，协同傅作义部队继续与日寇作战。

一些受重伤的战士，在医院接受简单治疗后，无法继续战斗的，留在了当地。

三

没有非要攻取不可的军事重镇，没有体现经济实力的城市，也没有充裕的战略资源，更没有众多的人口。日军为什么要沿着阴山向西而来？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关注乌不浪口之战后的日军动向后，最终发现了这样一个隐蔽在历史深处的细节：日军占据五原后，南渡黄河，直扑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内的成吉思汗陵，志在摧毁中国人一度引以自豪的民族精神象征。

1940年秋季，81军受命换防今鄂尔多斯境内，该军35师的两个团分别驻扎新民堡和王爱召。西军和日军将再次交锋于鄂尔多斯高原上。

一个志在必得，一个誓死相守，一个是大和民族的精英部队，一个是很多来自宁夏的当地民众仓促中组建的弱军，也可以说构成的一堵人墙，横在进攻的日军前，军事学家称之为“绥西抗战”防线。

离开乌布浪口、乌拉特前旗、五原县后，渡过黄河，我的足迹出现在王爱召、新民堡。在地图上细细测量后，发现这里距离延安不到500公里，如果没有那道人墙的抵挡，1940年代初期的陕甘宁历史，还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么？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战争及为其血战的将士，一定体现着这个民族的道德高度和是非原则。

乌不浪口之行，给我留下了一场后遗症。第二年的清明，我又远赴阴山。不是要像考古学者挖掘什么，也不像流浪诗人要抒情什么，更不像个文化学者非要凭吊什么。就想一个人，静静于料峭的春寒里，体会那段冰凉的历史。

突然，在一块石板上发现一束花，顽强地迎风摆动着花瓣。那是西北农村丧事上请纸匠精心制作的那种纸花。一个农人模样的老者，被两个年轻人扶着，站在陵园前，努力地行着一个军礼！抗战结束多少年后，各地英烈几乎都有阵亡地的花语，抗日远征军接受的是高黎贡山的木棉花，武汉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阵亡将士接受的是两个城市的市花梅花，抗联烈士能闻到后人敬献的达子香，唯独这缺花少木的阴山，阵亡于此的官兵们，接受的是如此洁白的纸花。

西军老兵！我的脑海里立即涌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曾经看过作家范隐的《 吾血吾土》，讲述的是一个叫赵广陵的老人，为入缅远征军将士找回遗骨的故事。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中国从来就不缺这样守抱家国的人。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政府也多次在官方场合或媒体上承认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上的历史功绩，对此方面的史料钩沉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客观公正。良知未泯、富有责任感和道义感的中国人忽然发现那些当年的抗战老兵们都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家了，他们在无情的历史中备受磨难，在社会的喧嚣中渐行渐远，被冷漠遗忘，凄楚孤单的背影比我们的国宝熊猫还珍贵。——载2014年5期《十月》P218

我眼前的这个农人，应该是一个“被冷漠遗忘，凄楚孤单的背影”。

怀揣敬畏，走上前去，试图和老人能聊聊那段历史！

结果，错了！他是一名“西军”的后人。他叫的父亲叫马三元！也就是马子清告诉我，抓发菜途中，在阴山下遇见的那位同心老乡。当初，35师回到磴口县休整后，马三元因受重伤住院，命保住了，但当时的医疗条件，让一颗子弹永远地留在了腹内。等他出院后，部队已经开拔了。贫穷得养不起人的故乡，如何再能收留这半残疾的身子？他对着几百公里的故乡长叹一声，入赘进乡下的一户人家。乌布浪口的参战经历，逐渐像一件老得不能穿的旧衣，被他叠放整齐后，压在了记忆的箱底。

他常常在月明星稀之夜，向东北方向的阴山望去。乌布浪口，成了他孤守着的一个秘密，一个只有自己坚守的阵地。

遇见马子清及同伴组成的抓发菜队伍，一缕乡愁勾起年少时的参军记忆。他决定第二年清明节，去乌布浪口祭奠他的战士。

临出门时，他给家人说去转转亲戚。一个人从乡下坐搭顺车，前往县城，坐上北去的绿皮火车，在乌拉特前旗下车。然后，再转乘从乌拉特前旗到乌拉特中旗的长途班车，在乌布浪沟口下车；走向那片山坡，一个人捡拾散落在乱草深处的白骨。这是他和淡忘的岁月达成和解的一种方式。那瘆人的白光，像从塞外的阳光中煮了几十年后捞出来的。他默默地将白骨集中在一起，然后摆上自己带的祭品，点燃几支香烟放在一小块石头上；他觉得从口中送出的烟很重，重得走不动，堵在嘴边，让他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而那些尸骨却很轻，轻的似乎随时会从他手中飞走，飞成阴山上的云或雪。那时的血腥早化成了云烟，有关战争伴生的悲壮、残酷、爱国等词汇包含的内容，都被阴山硬邦邦的风，转化为历史和记忆。

每年清明去乌布浪口，成了老人的一项秘密功课。

他刚到的那几年，总觉得白骨捡不完，像天上的雪，第一年明明觉得捡净了，怎么第二年来又有白骨乱横？是鹰帮着将远处的白骨捡来的？还是这白骨像雪一样，年年会飘落而来，替它们的主人，向这片大地要个说法。古诗里不是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描述么？可怎么这乌布浪口就拒绝着上天的降雨呢？不让雨洗去遍布山峦的白骨之白呢？留给天空一片没有半点模糊与斑驳的清澈，像没有也无法写出字的片片白纸。

尸骨之轻，香烟之重的交替中，他默默的完成属于自己的功课，然后，在山坡上坐着，听着风吹。看到从阴山那边开来的班车来了，便走下山坡，坐上谁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的车，回家。

再后来，儿子知道了这件事后，担心父亲长途跋涉，就当做圆父亲的一个梦而已，每年清明送父亲去乌布浪口。就像每月从屋顶缓缓移过的圆月，如庄稼准时从春天的田地里蓬勃而出一样，乌布浪口之行，成了老人心里的一轮圆月、一茬庄稼。

直到火车站安装上自动安检措施时，这圆月和庄稼的秘密，被揭晓了。

那年清明节前夕，老人照常往火车站而去。他发现车站有些和往年不同，他装有祭品的袋子要放在一条像脱粒机履带的长带上，接受检查。或许是他带手套的右手显得奇怪。他安检人员要求他，举起双手。

“为什么要举手？”老人的脸上有些温怒。

“这是规定！是安全检查。”

“大白天的，有什么不安全的？检查也行，为什么要让人举手？”老人的声音高了起来，引起了候车厅门口很多人的回头。

“这是规定！”安检人员拿起探测仪，朝老人伸过来。

“干撒？我不举手，我是一个军人！”老人有些愤怒了！埋在心里几十年的火，像一堆被点燃的干柴。

“什么军人？有你这样的军人吗？”安检人员也有些恼怒。

“我是民国二十九年的西军，从乌布浪口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只有投降的军人才举双手！”

老人的话，招来一阵笑声！民国二十九年是哪一年？西军是哪门子的军队？乌布浪口又是哪个地方？如果我不是为了这段历史前去过多次乌布浪口，从宁夏的同心县、中宁县及银川的仁存渡口到内蒙古的磴口县、五原县、乌拉特前旗一路走来。我想，我一定和他们一样，会将自己的嘲笑声添加到那不断高涨起来的笑潮中。

安检人员朝老人走过来，带着命令口气冷冷地说：“摘下手套，举起双手！”一边将金属探测仪伸了过来。突然，探测仪发出了刺耳的叫声。

老人和安检人员都吓了一跳。

安检人员说：“您这里可能有不符合安检的东西，请拿出来。”

老人一脸纳闷，带着手套的右手和没带手套的左手，抓住棉衣的两襟，往上一掀。接着掀起里面的内衣。凸出的嶙峋瘦骨，让老人的肚子看上去就像一面放了气的、褶皱不堪的鼓皮，似乎仅能容得下内脏，根本藏不了有安全隐患的东西。但是，安检人员还是将探测仪伸向那凹下去的肚皮。探测仪再次发出了叫声。

“你这里有危险的东西。”

“有，这里是有危险东西！”老人怒喊了起来：“民国二十九年，我在乌布浪口参加抗战，日本鬼子在这里留下的子弹，没取出来！”

多少年了，他没跟人说起过曾经的军人身份——，尽管在他的意识里，不管是哪个支系、谁领导的部队，只要参加过保卫国家的军队，就应该是一种光荣；然而，这种光荣却一直如蒙尘的灯盏，羞愧地躲在记忆的角落。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把莫名的怒火，点燃了那盏灯，点亮了他的身份。喊完后，他也惊呆了，仿佛被一股巨浪推到沙滩上的一条鱼，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被一种突兀的、羞愧的感觉笼罩着，站在安检仪前，站在安检人员和其他乘客的惊异眼光前，仿佛一个被猛然间发现身份的小偷站在众人的眼前。

莫名的怒火像下坡时突然刹车失灵的小货车，歪歪斜斜地在他内心肆意冲撞着。他想从这股大火中逃离，却发现走向火心地带。他急促地摘下手套，然后平行伸出双手。

那是怎样的一只右手——和正常人的手肤色绝然不同，有些像冻坏的茄子，因萎缩而变得细小。谁能相信这是握过枪且扣动扳机的手？是向日本军队掷过手榴弹的手？是隆冬季节向阴山宣誓守卫祖国疆土的手？那一年，老人所说的“民国二十九年”，16岁的他，以国民革命第81军208团士兵的身份，埋伏在腊月之末的酷寒中，他们穿着、带着西北地区的羊毛简单织成的毛鞋、毛袜，毛手套，怕暴露目标而不敢生火取暖，只能卧在战壕里。在春节前的第4天，他们和日军展开战斗。战斗中，这些营养不良的青春之躯汗水淋漓；硝烟退去，冻汗为冰，鞋、袜、手套几乎冻成了冰块。他们就近砍下阴山稀疏的干灌木，点起火。他和战士们都想把鞋、袜、手套脱了烤一下，谁知一脱手套，手上的肉皮被撕掉了。他手上的皮，就是这样失去的，从此留下了伤。

啊？在场的人惊呆了！老人，具体的说，是国民革命第81军208团士兵马三元，也愣在那里，仿佛刚才的话是吹了个不靠谱的牛。我若在场，一定看到他的尴尬，看着那失去正常皮色和形状的右手，像个昂首高鸣的雄鸡猛然间被人扔来一件物件惊得乱跑，又像一个被猎豹追得仓皇失措的牝鹿脸积愧容。我仿佛看见，他体内的子弹，穿越几十年幽暗的时光隧道，飞奔而来。一首诗歌突然跑进我的脑海里，那是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红色花朵》中的诗句：

现在我知道，有时我是雄鸡，有时又是牝鹿。

我知道有子弹留在了我体内，它们正在瓦解消散。

我呼吸，多么美好！

我感觉自己正被熨烫，但全然没有灼伤

多么合适的诗句，像一张桂冠戴在他的头上。他曾是战场上一跃而起的雄鸡面对敌人，也是败北于和平年代被自己同胞羞辱的牝鹿；留在他体内的子弹，是以锈住呼吸的弹痕为辱呢？还是以突然而来的爆破力冲破几十年失色时光瓶颈为豪呢？尘封的记忆，被扔进一道隔着时代卷帘的烫锅里，随着锅底的火苗飞窜。

乌布浪口之战后，马鸿宾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一军第二O五团第三营营副（战后被马鸿宾直接下令，升为营长）的王五典在宁夏的平罗县燕子墩收容伤残人员，清点名单上显示：光冻伤的士兵就有700多人，马三元就是这被冻伤者之一。几十年前，露尸荒野的战士之躯骨血并未冷死，几十年后，活着的英雄却被用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时代里的眼光灼伤。

冷热之间，时代仅仅转了个背身。

“对不起，没想到您是个抗战老兵呀！方便的话，请出示一下的您的伤残证。”

他更窘了，刚才因激动而变红的脸，现在因为某种难言的羞愧而变得更红了。自己确实是一名抗击过日本军队的军人，但他的入伍序列导致他没有“革命伤残军人证”；即便他当年养好伤计划找部队，他所在的208团已经不存在了。

这才是他的致命一击，比当年的阴山之冷更冷的一场暴雪，立即降到他的心里。

他默默地转身，回家！那衰老的背影，驮着一曲阴山之殇，逐渐消失。他带走的是什么？满足？遗憾？怀想？还是一代人对那段历史的情感与秘密？从此，“西军”老兵马三元，再没从乡里坐拖拉机到县城，再坐火车，再转汽车，前往乌布浪口。

他拜托儿子，以后的清明节，代他去阴山，去乌布浪口，替他的那些死去的战友上个坟。

纸花迎风飞舞，绽放如雪。我眼前，已经有了一座当地政府建成的纪念碑，山岗上，枯草正茂，早不见白骨横野。

马三元的儿子告诉我，自从这里建成烈士陵园后，他深知自己是埋不进来了。他希望自己临终前，儿子能够去趟故乡，采一把土，和自己之前偷偷采的一把乌布浪口的土和在一起，放在自己的墓里。——“我是西军的人，是从宁夏同心县下马关来的！是从乌布浪口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四

对待为国战死者，是一个民族对待英雄的态度！

乌布浪口之战后，中国方面没力量组织打扫战场，当地民众不忍这些年轻的兵娃子，暴尸于冰天冻地中，只好就近铲几锨土，匆匆掩住那些年轻的尸骨。冰寒冻结了尸体和记忆，3个月后，大地春暖，地下冒出的热气，开始催化尸体腐化。

直到清明时节，傅作义部队派来的代表，根据群众提供的掩埋地点，一一认真核查清理，发现数百与日军发生肉搏战的士兵遗体，有名有姓的烈士遗体有148具；将凡能找到的官兵遗骸全部入殓装棺，并在乌布浪口为阵亡官兵选定了墓地。

凉风横吹，忠魂含笑，参加悼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的千余军民，为烈士们隆重地举行安葬仪式。限于战争环境，当时的烈士坟墓均以石土堆成，各成一小石土堆，墓与墓之间横成列，竖成行，墓前各立一个小的石垒铭碑。直到1986年，乌拉特中旗有关部门实地勘察，依稀可辨的烈士墓砖碑刻名者仅83位。

马鸿宾部队的善后人员特意带了阿訇，按照回族人的习俗，为阵亡后3个月仍不能入土为安的烈士们，念经度亡。而阴山北侧的蒙西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喇嘛们早就组织了几场超度仪式。

忠骨面前，信仰无别。

无论是乌布浪口之战，还是王爱召、新民堡之战，都是在冬天进行的，牺牲的军人尸体冻成硬棍。随后而来的战事进逼，恰值国贫如斯，为国壮烈而死者，却连个体面的死都没有。亡在贫瘠得为烈士连棺木都提供不了的、绥西抗战中王爱召和新民堡的那些军人，被当地百姓用牛车拉回来，集中在一起，他们将自家腌菜的缸拿出来，以缸代棺。连级或连级以上的军官，把尸体放进去，缸口对缸口埋葬；普通士兵，则两个人用两口缸，构成了中国丧葬史上独特的“缸葬”。而乌布浪口的那些阵亡官兵，死于那个贫且弱的时代，连个装尸的缸都没！

我继续在阴山南北穿行，对比着这场战争双方对待阵亡者的态度、做法。仅在1940年2月26日到4月1日期间、收复五原的战役中，日军总指挥、身为皇族的水川伊夫中将、金腾少将、步兵联队队长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伪蒙军顾问中岛少佐、警务指挥官内久保佐等将官和3400日伪军被中国军队歼灭。

看到王五典后来写的一篇文章《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一军绥西抗战的回忆》，这样写到：“这次在战场上发现，敌人把被我军打死的日寇尸体用装甲车上的特殊装置，翻挑到车上去。”也就是说，日军不惜代价，不让战死的士兵落入中国人手中。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日军都要想方设法将战死者尸体或带走，实在因为尸体不全或其他原因的，就地火化，带走骨灰。在日本军人的眼里，丢下战友的尸骨，耻如战败逃跑。

作家范稳在《 吾血吾土》中，借那个关爱抗战老兵的30多岁商人曹文斌的口说道——“他们在形骸上尊重阵亡者，在精神上又将他们上升到神的高度，还为他们建造了神社，供世代敬仰。你说它是军国主义思想也好，说是文明国家尊重生命也罢，它的士兵在战场就少有后顾之忧了，就有强烈的荣誉感了。军人的荣誉，不仅在生前，还应在死后，军人的荣誉上升到比生命还重要的地步，军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

我在乌布浪口的追寻，印证了这段话。为了寻找水川伊夫和其他阵亡日军将士的尸体，日军飞机冒着被击落的危险，低飞寻找，并于3月25日派出两辆汽车，载着10多名日本军人，到二驴子湾安扎好帐篷后，沿着长乌壕一米一米的找寻。《五原县志》中如此记载：“敌人昼夜奔驰寻觅尸体，又不时遭到我军的袭击，搜寻2日后，敌人便把找到的部分尸体焚化后仓皇撤离河套，五原战役便告结束。”

乌布浪口之战后，日军几乎没留下阵亡者的尸体，即便几天后进占五原城，也是到处寻找阵亡日军的遗尸。对手的态度往往会成为我们的镜子。一个遗弃战士尸骨的国家，还能指望士兵为其奋战、流血么？能指望兵对其忠、兵不惧战？

硝烟散尽后，有的民族选择遗忘于时间之外，有的则会选择铭记于记忆之中。

旅游时代的坦克，轰鸣而来，碾过阴山。乌布浪口和不远处的乌梁素海被当地旅游部门列为景点。在这样的景区，遇见日本人或许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这些日本“游客”大老远地来这里，不拍照，不坐游船。而是在夜色中，前往阴山之南的乌布浪口或者阴山之北的乌梁素海，静静地伫立，有时一边跪在地上，一边口里念念有词，更有甚者会哭起来。

三本次郎是从富士山到阴山的“日本游客”中的一位，在乌布浪口伫立良久后，他擦着红红的眼睛，神情肃穆地准备前往乌梁素海。他万里奔赴而来，是为了凭吊那场他认为“遭遇失败的战争”，为了追念水川伊夫中将为首的那些“不能再回日本的帝国之鹰”。离开乌梁素海时，他的眼光从湖面上移到天空，或许，他希望能看到一群鹰，划过他的敬仰视域。

乌梁素海的景区边，摆得最多的摊位，是卖鱼的：鲜鱼、鱼干、鱼制品。以活的或者死的状态，游进餐馆，游进旅客的胃里。三本次郎走到一处小摊前，礼貌的弯了一下腰，问道：“嗨，您好，这个什么价格？”国人罕见的弯腰礼和蹩脚的汉语，暴露了他的国籍。

“不卖！”中年摊主冷冷的回答。

“为什么？”三本次郎疑惑不解。

“我的鱼不卖给日本人！”他的话还没落，旁边的其他摊主纷纷向“日本游客”喊：“我这儿便宜！”“来我这里！”“我的鱼刚捞上来，新鲜呀！”一幅中国式的小生意图景，出现了。

三本次郎执拗地站在中年摊主前，郑重地说：“我要投诉你！”

“随便！”摊主继续冷冷地回答。旁边的摊主们纷纷责怪起他来：“你傻呀，怎么不卖呢？”

结局是：中国的中年摊主被勒令从乌梁素海撤出，日本的三本次郎带着胜诉后的骄傲、带着打赢了一场仗的胜利离开了。

我向那些“成功地守下来的”摊主、向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咨询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也被他们问及诸如这样的问题：“你一个外地人，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来，挖掘这些陈年旧事呢？”

我只能给予类似壮观的回答：“为了让那些大老远跑到阴山来日本人知道，还有中国人，没忘记追祭自己的英雄！”

其实，我知道，真的壮观已经被历史的容器收藏，谁能写得出那场壮观？很少写古体诗的我，在离开乌布浪口的刹那间，让一首古诗铺满干渴焦黄的心里——

朝辞宁夏暮至边，三千男儿卧冰寒；

迎雪抗敌无怯意，坦克难碾卫疆胆。

一曲阴山喋血史，忠骨岂分回与汉？

乌布浪口御敌曲，至今谁忆乌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