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去了，蘑菇下来了！”

一想起老范，我的心里不由祭起这句话来，像出征前，祭起的一面旗，猎猎作响于记忆的山谷。

几年前，在贺兰山西麓阿拉善左旗的那家小面馆里，听完我的这句话，老范楞了一下，很快便回过味了。继而放下筷子，仔细的咂摸着刚吃下的那碗面里的贺兰山紫蘑菇，——“对，我上山，就是为了请蘑菇下山！”

一

几年后的今天，当我在电脑前敲出上面的这段文字时，老范已经走了，永远留在了贺兰山。他再也没下山，但贺兰山的紫蘑菇却年年如约，被采摘后运至山下，接着走向不同的餐桌，不同人的口里、胃里。

对蘑菇的最初的印象，来自那首《采蘑菇的小姑娘》。跟着别人或者自己低声哼这首儿歌时，伴着歌词，眼前常常出现一个背着大竹筐的小姑娘，踩着清晨的薄雾，走进树林，走过山岗，她就像童话里被神仙眷顾的幸运儿，采到了多得像星星数不清一样的蘑菇，采到的小伞状的蘑菇装满筐。那时，沉醉于歌词中写的美好结局与谱曲带来的美好享受，让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那么小的岁数，怎么背的动星星一样多的蘑菇？何况，刚采的蘑菇还没脱去水分，小姑娘怎么能背的动那么沉的蘑菇筐？更何况，这世界上哪来如此大的竹筐？

童年时期，蘑菇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中。大人们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下雨后，树根部分是蘑菇生长的最佳地。平时，是不能去树根下看的，蘑菇遇见了人的眼光，就停止生长了。人类对一些事物有着多么相似的认知，家乡农民对蘑菇的这种态度，在“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有着“俄罗斯语言百草”之称的普里什文的文章中有着印证，他在《春天》中这样写到：“我常听人说，蘑菇若被人眼看到，似乎就不再生长。”童年时期的我，常常选择在下雨后，走进故乡的那片果园里，在果树、杨树的树根部分，或水渠埂上的茂密草丛里找到不少蘑菇。遵从大人的口传：蘑菇不能连根拔除，采蘑菇时，一定得刨去蘑菇根部四周的湿土，左右小心地摁住根部，右手稍微往旁边用力，几乎是折断了蘑菇，这样是为了保住蘑菇的根，好让它继续发出新的蘑芽来。这是黄河边那个平坦的小乡村、我的故乡传递给我的采集蘑菇的方法。

童年及少年时期，故乡教会了我如何采集平原地带的蘑菇，和青藏高原的蘑菇相遇，则是中年时期了。21世纪最初的10多年里，我因为对西夏后裔及文化遗迹的痴迷曾多次前往青藏高原。记得有一次搭乘青海省邮政局的邮政车，从玉树返回西宁的途中。车刚过玛多县不久，天空中早就排好的层云，像被两只巨大的手拧衣服般地，挤出一阵比一阵强悍的雨。我小心翼翼地征询那位藏族司机：“师傅，这么大的雨，不歇歇再走？”

“这像我们藏族妇女挤牛奶一样的，还叫大雨？过一阵，翻过俄拉山垭口，果洛州境内的那片平地上，一定有蘑菇被雨催成了地上的星星！三天前，我路过那里时，下的那场雨，才叫个大！”

车驶进俄拉山北麓的那片平坦高原上时，各种颜色、形态的蘑菇，像踩在一片巨大的绿色毯子上、为一场盛大的集体演出开始彩排的演员，又像多个兵种的官兵等待一场庄严阅兵式。蘑菇，替代青草，成了草场的主角，牛的嘴精准地对着蘑菇，一口一朵蘑菇。司机将车在路边停好后，我情不自禁地拉开车门，向那片蘑菇的阵仗奔去，忍不住向一株大蘑菇伸出手去。

“嗨，慢着！”司机雄浑的声音飘了过来：“不能拔根！”

那把藏式小刀，从他腰间的刀鞘里缓缓出来。他慢慢蹲下身子，头向右下方偏去，近乎贴着湿漉漉的地面，眼光投向一株蘑菇。他的左手手心朝下，向蘑菇伸去，触及蘑体时，透露出一道温柔的气息来，让我觉得，仿佛是一个出门日久的父亲，归家进门时看到熟睡的孩子小手试图要握住。右手握着的藏刀刀刃近乎贴着地面，缓缓向蘑菇的根部伸去，刀的光芒在草绿的地面、白色的蘑身、黑色的蘑盖间泛着冷气。刀刃接触到蘑菇根部时，轻轻地一个来回，一幅伐木人用锯伸入高大林木体内的画面，被微缩成眼前的一幕。

我似乎听见蘑菇来不及喊疼，整个身子就悬空而飞，留下一双脚埋在地下。被顺治皇帝誉为“古文高手”的金圣叹的形象立即涌向脑海，眼前似乎闪过那道终结其生命时的寒光。顿时，能记得起的那些被屠刀砍去头颅的壮士、烈士们，撞破记忆之门，蜂拥而来，从天上、人间、地下奔赴于青藏高原的这片空旷中来，让我看到一幅幅书写着人间悲怨、正义、高洁的画面来。眼前这领受刀割的蘑菇，不似莲、梅、竹、菊等植物被文人赋予的品性，但眼前这白白的身子，确实是贡献于人或动物的舌尖，有一丝没落的高贵与清洁。

还没等从貌似高尚的想象长廊里漫步够，鼻尖里已经钻进了一抹浓淡相宜的香气来，那是刚刚被削去双脚的蘑菇发出的。人的虚伪及劣性在我的身上顿时露了出来：还没来得及想象完蘑菇领刑般的痛苦，还没来得及从脑海里扒拉出自认为屈死于刀光下者的名单，就忍不住地，连土也顾不上擦一下，就将司机递来的蘑菇放进口中。口腔里立即被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充斥，那真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蘑菇。

上车后，司机慢慢回答我的疑问：“我们用刀割蘑菇，是实在饿了或者放牧没事时，吃一点点，为的是不伤害了蘑菇的根，留着它，就能有新蘑菇长出。人仅仅是吃一点而已，不卖，也不像内地人那样炒菜。”

从平原到高原，我没少和蘑菇相遇；和山里的蘑菇相遇，咱是在云南。有一年，我一个人漫游在云南南部地区的边境带上，一天，翻越南糯山时，漫天的浓雾里，一户人家隐约出现，让我恍如在浓雾中的伦敦或重庆看见一座古老的城堡。恰逢午饭时分，从那家传出的炊烟背后，尾随着诱人的米饭香。走近，女主人在门前正捡着一堆蘑菇（云南人习惯称之为菌子）。只见她仔细地掰劈着菇身，像是梳理着一堆杂乱的衣物；然后放进水盆里，开始仔细地洗菇，那种仔细，犹如给自己的婴儿洗澡一般。得知我没有吃午饭，主人盛情的邀请我一起吃饭。上得饭桌，才发现就米饭的只有一大盘子蘑菇，被女主人分掰得细瘦的蘑菇，白白的身子横呈在盘子里，像一群肌肤洁白、刚刚洗澡完的美少女，躺在银色沙滩上。令人不忍下筷。主人还一个劲的道歉，大意是山里人，没什么好菜招待我。后来到昆明城里，作家叶多多专门带我到一家菌子餐馆：“这是云南的菌子成熟季节，能吃到这个时候的云南菌子的外地人，是有口福的！”得知我的南糯山里的吃菌经历，看到我比划着那家农人盛菌子的盘子大小，她惊呆的瞪大了眼睛：“这是你的艳遇呐！那么大一盘子，这要在昆明，得花多少钱，而且还没那么新鲜的！”

普利策奖获得者、诗人玛丽·奥利弗在《蘑菇》一诗中

曾将那些美丽但有毒的蘑菇，形容为“蒙着面纱的死亡天使。”从故乡到青藏高原再到彩云之巅，我遇见的蘑菇，都是美丽的、可口的天使！让人心生甜美，然而，当我遇到贺兰山的蘑菇时，这种感觉失去了。

二

对四川人老范来说，贺兰山原本是一场遥远的陌生，相遇贺兰山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山究竟地处哪个省区。后来，贺兰山成了他的瘾，他年年要赴的约，变成了程序般的一次次亲近。他那瘦小的身躯走进昏暗的、海拔2400米以上的云杉林，岂止是采摘那一株株无毒的紫蘑菇？更是采摘一种生活方式。最终，这种方式成了一场再也没醒来的噩梦，他在一种高处的死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看不到蘑菇的、树林的、雨水的、积雪的模样。

20多年前，前往银川打工的老范，在鼓楼西侧的那家小面馆吃饭时，点了一碗贺兰山蘑菇面，紫色的蘑菇在白色的面条和红色的辣椒中显得格外醒目。通过和服务员的闲聊，他才知道：这种蘑菇生于海拔2400米以上的贺兰山原始云杉林中，云端里的生活，让这些蘑菇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菌糖、脂肪、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被誉为“贺兰山珍”。和雪莲、灵芝、虫草一样，高处意味着尊贵、稀罕与门槛的同时，也意味着需要仰视和走近的不易，更意味着它们走上餐桌上时，会成为主人向客人介绍时的骄傲。对那些采摘者而言，蘑菇仅仅是贺兰山赏给他们的一份口粮，他们向蘑菇讨要的是一种生活。

在山此侧，我常常想起11世纪崛起的西夏王朝，10代帝王的宫廷盛宴上，会不会也有这份人间珍物？在山彼侧，有清一朝的阿拉善王爷府的王爷们在招呼贵宾时，是不是会少了这份稀罕？

老范后来的生活轨迹，被紫蘑菇牵引着发生了改变。

那些年，每年夏天来临之前，家在四川的老范就开始留意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或者通过自己的那台小收音机，了解银川和阿拉善的天气。他就像一艘停靠在茫茫海域边的小船，贺兰山的第一场雨水，就像一盏亮起的航灯，给他和同伴的北上指路，让他们似乎看到埋在地下的蘑菇，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像星星洒遍贺兰山高处的林草间，这些怀揣摘星星的梦想，循着那盏航灯发出的光亮前往贺兰山。他们将近乎20年的夏日时光，以采摘蘑菇的方式，嫁给了银川、阿拉善和贺兰山，紫蘑菇就是给他们拉线搭桥的媒人。

靠山吃山，贺兰山的紫蘑菇养活着一批批从山两侧各个沟口进山的采集者。就像这座山成就了伐木者、驼客、护林员、采石客、背盐工一样，也滋育了老范这样的身份：采菇人。

那一年，像苦苦守候贺兰山的一场雨一样，我在雨季来临之际，侯到了四川人老范。

我冲着他那不为人知的身份：采蘑人！

对贺兰山的理解，老范有着别人没有的体会。在他眼里，如果说贺兰山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那么，雨便是一幅难得的、高妙的道具。承迎一场雨水，对贺兰山来说是一种奢侈，一场吝啬的恩赐。老范曾亲眼目睹过，一场雨后，那些裸露的山岩像被洗净的乡村顽孩的脸，林木隐蔽下的土层，会滋生不少微小草木破土，耸立在黛色山体上的丛林，会有一抹新绿亮相。对老范这样的采菇人来说，贺兰山的雨，意味着蘑菇的催生，意味着财富的到来。

在山谷里，他耳听过那些平时死寂的沟谷，会在一场或大或小的雨过后，充满了水流声。采菇人，没有死定的路线，哪里方便走哪里，哪里雨大催生的蘑菇多，就走哪里。他眼见过干褐的岩石面，会突然出现瀑布，瀑布和因雨而萦绕在山腰的层层烟雾，营造出一种神秘来；他也曾顺着阿拉善地界的水磨沟进山，一场雨后，那里会变魔术般地呈现出的神来之笔：山谷里的人工湖水位会更高，周围的芦苇倒影和一片温茵水汽，以及山谷更深处的松柏，让置身于彼处的他产生追问：这是贺兰山么？

老范对这些所谓的美景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对雨后的贺兰山里生长的紫蘑菇感兴趣。

那年，在贺兰山东麓的苏峪口，我和老范一起等待着一场雨的到来，我们知道，只有雨才会拉开紫蘑菇登场贺兰山的大幕。

一场雨就是一道无声的召集令，不仅分布在贺兰山两侧的宁夏人、内蒙古人前往山中采摘蘑菇，像掌握了采菇规律的老范这样的陕西、甘肃、四川人也纷纷而来。老范给我讲，20年前，他被一场雨引领着，被招募他的一个贺兰县的采蘑菇者引领着，开始了他的采蘑人生活。

八月的第一场雨停住的第二天，凌晨3点多，他和几个招来的采菇人一道，坐上皮卡车出发，天刚亮就抵达山下，乘着护林员还没上班，就将车停放在隐蔽处，带上一天吃喝的东西和盛装蘑菇的袋子，选择向苏峪口的兔儿坑出发，那里的海拔已经超过2000米，大家在那里分手，各自前往头道沟、二道沟、红石峡子、小口子等紫蘑菇产量多的山沟采菇。为了追寻他们的路线且尽可能地体验他们的采菇生活，后来，我曾沿着老范进山的路线，在一场夏雨后爬上兔儿坑，再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攀登，进入到海拔2400多米的原始云杉林里，那些见雨就长的蘑菇正舒张着自己的身体，亮出的却是一小片的褐红。看到这些来自贺兰山馈赠的礼物，我才明白，真正的贺兰山紫蘑并非紫色的，而是在菇的“伞面”呈出褐红色，他们将采集到的蘑菇运到山下晒干后，缩去了水分后的蘑菇变成了紫黑色。那些吃到贺兰山蘑菇的人，便称呼贺兰山野生菇为紫蘑菇。和人有着不同的肤色一样，大地上的蘑菇也有着属于各自的体色，“贺兰山紫蘑菇”的民间称谓，是一件人为披上的紫色外衣。民间的口传力量常常会显出其强大的力量，这个民间称谓的普及，反而让人们常常忘了“紫丁香山菇”的浪漫学名。中文别名。

那时，老范和我闲聊时，就告诉我：采菇是个眼力和体力相配合的活儿。有经验的采菇人，在阴湿的坡地上，在各种疯长的野生菌中，会很快发现紫蘑。采摘完后，采菇人会用地上的腐土将菌坑盖好，这种“后世之心”让他们在来年的这个季节，在同样的地方采摘到紫蘑菇。这便是“廊檐水照窝窝滴，紫蘑菇照坑坑长”的谚语由来。这也是代代采菇人的一个传统。采菇人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朴素理念，期待着来年在这里能够采到新长出的蘑菇，这份人和蘑菇之间的不成文约定就悄悄地延续着。

阴昏的山林间，采蘑菇是一项辛苦活儿，常常是转悠大半天才能采摘到100斤的鲜菇，为了能保证在天黑前下山，下午时分，他们就得告别山林，往山下走。

一个链条出现了，采摘来的蘑菇运下山后，要连夜晾晒，否则会滋生许多微生物，可迅速吞噬掉伞肉，影响收购时的数量。晾晒也有讲究，不能摊在地上，而是平铺在吊起来的丝网上，在网下架起火炉，让火炉带来的高温逼出的蘑菇里的微生物，那些纷纷爬出微生物自然就掉到丝网下。丝网上的蘑菇，经过贺兰山秋天骄阳的暴晒，三两天后才能完全晒干。闻风而来的收购者，和采菇人开始讨价还价，原本20元一斤左右的鲜蘑菇，晒干后的市场价每斤最高时曾超过600元。贺兰山的紫蘑菇就这样养活着采菇人、收菇人、运菇人、餐厅经营者。

老范和那些采蘑菇人一样，和贺兰山的8月有着年年不断的约会；贺兰山的8月，就是他们的牵挂和希望，紫蘑菇带给他的是越来越好的收入。9月来临时，天气转凉，即便有几场缠绵秋雨，因为气温转低，紫蘑菇无法再大面积长出，像一个个完成演出的演员，集体谢幕休息去了，和采蘑人的身影一道消失了。

像老范这样的外省人越来越多地集聚于贺兰山下，一股采摘潮向贺兰山涌来，让贺兰山开始了不能承受之重。林业部门开始了限时、限沟、限人、轮采的方式，老范这样的外地人便失去了进山采集的资格。

像虫草被炒到天价一样，随着银川大街上打着“贺兰山紫蘑菇”招牌的面馆增多，市场牵引着需求，人类的贪婪和冒险在采菇这个行当上也逐渐得到体现。贺兰山东麓的限制较严，老范就发动了几个四川老乡，决定从贺兰山西麓阿拉善左旗境内的水磨沟进山。

沿着老范当年的足迹，我前往阿拉善左旗旗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然后，顺着贺兰山西麓走向，在314省道上往北而行。快到木仁高勒苏木的拐弯处，车向右拐，走进水磨沟嘎查（嘎查，蒙古语，村庄的语义，类似内地的村，作者注），一条简易的土路连接着不远处的沟口，司机指着沟口的那个牌子告诉我，前面有检查站，他只能送到这里了。

老范清楚，他这样的外地人是很难得到进山采集蘑菇的许可证的，他也懒得去留心林业管理部门制定的《入山须知》内容。我曾经仔细地看过对蘑菇的采摘规定：一是根据紫蘑菇的生长周期，进行定期开山和短期封山相结合，基本上是开5天封5天，保证合理采拾，杜绝为采拾小蘑菇而进行掀翻草皮的行为；二是采蘑菇期间，所有人员凭证入山，采蘑菇人员入山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遵守管理局的规定，按时出入山；三是各入山站点严查火源，任何人不得携带火源入山，一经发现严厉处罚；四是要求入山人员爱护环境，不得丢弃饮料瓶等垃圾，各站在短期封山期间，组织管护员捡拾采蘑菇人员遗弃的垃圾；五是管理局成立专门的搜救队，协助家属搜救因采蘑菇迷路走失人员，尽最大努力保证入山人员人身安全，护林员24小时轮流进行安全检查和巡防。

为了省去办证的麻烦，老范决定绕开检查站，偷偷进山采摘。他怀里揣的小收音机已经告诉他，这两天会有一场雨。沿着那条土路往里行走，进沟后不久，几间废弃的旧房子映入眼帘，这就是吴家老房子。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这里的几家住户全搬走了，眼前的这几间房子就成了老范这样的人的临时住处。

后来的几天，他在贺兰山水磨沟水源地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一辆接一辆的越野车、客货车、摩托车沿水源地以东长驱直入贺兰山腹地，那些有“证”的采集者，在本没有路的山谷里碾压出一条“新路”，奔向山脚下，准备上山采贺蘑。

他在贺兰山西麓的采菇生活，就此开始了！

一场雨，像一把大手拧断一个发条一样，终止了老范每年8月准时出现在贺兰山采菇的摆钟。

贺兰山的雨，往往是属于暴烈的那种。山体大多是岩石，聚雨效果不少，雨水容易冲下山坡，肆意于山沟中，常常暴雨成灾。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过雨”，走在沟里也好，行在山坡也好，总是不安全。

上山采集蘑菇者都遵守着下雨后一两天再上山的古训。随着上山采菇者的增多，竞争也激烈了。很多采菇者担心雨后一两天上山，蘑菇会让别人采去。有人就开始在雨前进山，带着几天的干粮，忍着山上的暴雨，等雨后蘑菇出来就采摘，甚至连小蘑菇不采的古训也丢了，更有甚者连草皮带蘑菇的一起挖起，完后也不填土掩埋采摘后裸露的地方。

老范就是这样开始冒险的。那一场雨还没停稳当，他的眼前似乎一直飘着蘑菇疯长的情形，飘着采菇者已经抵达山上开始采摘的情形。望着沟里还在流淌的浑水，他不顾同伴的劝阻，决定一个人出发！

那天，只有沟底流淌的水和偶尔飘落的雨丝在陪着老范。凭着几年来进山的经验，他将自己的脚步送到了海拔2400以上的地方，蘑菇迎雨而生，正努力地向上生长。雨时下时停，披着雨衣的老范忍受着丛林里的焖湿，兴奋于自己的采菇中。他担心别人会紧跟着来，和他抢着采菇。往年采后填土的习惯也终止了，他的眼前只有一株株的蘑菇，不管大的小的，他都采。他觉得整个贺兰山的蘑菇都应该是属于他的。

那是他采菇以来最丰收的一天。他觉得自己将装菇的袋子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他担心和他一样的采菇者会拿走装菇的袋子，在一处采摘完，便背着渐渐沉起来的袋子，小心翼翼地往另一处转移。

。坡面的岩石在雨后变的滑起来了，连续大半天的采摘，使他兴奋得忘了吃点东西，而身上的袋子似乎变得越来越沉。悲剧是在那一刻发生的，脚底下一滑，老范失控的身体像一个失去控制的风筝，在整个坡面上划过一道歪歪斜斜的影子。失控的身子下滑不到几米，遇到另一块横出来的岩石，他的头猛然撞到了那凸出的尖角。采菇人老范、四川人老范，就被那小小的尖角夺走了生命。他连叫一声的时间都没有，离开他身体的袋子继续向下滑落，那些蘑菇陆续奔出袋子，然而，老范连看一眼它们的时间都没有。

老范，被定格在贺兰山的那一方岩石上，那些蘑菇继续散乱着脚步，往山下滚去；那些没有采摘的蘑菇，依然在山上等待着其他人的采摘！拿当地人的话说，老范，是被贺兰山收走了！

这种事情又不能张扬，找到他尸体的同伴，将老范的尸体偷偷运山下，给他家里人打电话来。家人赶来后，连丧事都不敢举办，选择了一处向阳的坡地，简单的掩埋了。

2012年8月28日《北方新报 》上，有这样的报道： 从8月1日到8月25日的20多天时间里，贺兰山管理局工作人员协助报案人和采蘑菇人家属成功搜救迷路走失人员12人。

采菇人老范，悄悄地死在了贺兰山的视野里，死在管理局工作人员和记者的关注外。老范不知道，即便到2013年，每人每次只要给贺兰山管理部门交80元，就可进山采蘑菇了。只是他不愿意付这笔费用，因此，他就没在管理部门的登记册里，他的来与去，和山里的一道风没什么两样，轻飘飘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终结。

老范走后，我曾经去水磨沟水源地，看到昔日那条全部被绿草、树木覆盖的山沟，采蘑车辆的辙印清晰可见，沟底是采菇人的丢弃的西瓜皮、矿泉水瓶、食品袋等垃圾。山谷里，依然有不少背着筐上山采蘑菇的人群。

站在凉嗖嗖的谷底，想着几次采访老范的情景，一条现代采菇人心态和生活变化的轨迹，逐渐在脑海里浮现。我清楚， 一层秋雨一层凉，一年中最后的采蘑菇者的身影退去时，贺兰山中海拔超过3000米的峰顶上就会落雪，元末官员贡师泰笔下“太阴为峰雪为瀑，万里西来一方玉”的浪漫，只能存在于诗人的篇章里，采菇人的8月艰辛之幕，来年依然会如约拉开。

没想到，当初对老范说的那句——“你上去了，蘑菇下来了”，竟然成了一种命运的预言。诺贝尔文学奖奖获得者米沃什曾将波兰著名诗人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誉为“世界诗歌中的奇葩”；认为这首诗以立陶宛农村为背景，“颂扬采蘑菇和煮美味咖啡的愉悦”。如果，他在贺兰山遇见老范，他该如何怎样颂扬呢？

随着封山禁牧政策的实施，贺兰山下的居民山被下令搬离。一处处石头房子送走了它们的主人，成了一片片有关贺兰山民的记忆废墟。旧主人走了，但他们的生活痕迹却如石头缝里的蜥蜴，乘人不注意时，会冒出头来张望一下周围。那痕迹需要进山或驻足于一两轮明月之夜，仔细辨认。

新的主人来到，石头房子成了旅游时代的餐馆。外来的旅客经过石头房围成的院子时，闻得见一股陌生的香味，似乎自民国时代飘来，再往远说，或许在大明王朝的边塞月下，在大白高国的皇室晚宴上，就萦绕四溢。什么味？是走下山的贺兰山紫蘑菇和山下农家饲养的土鸡，相遇于一柄盛装贺兰山泉水的铁锅内，经山柴的烧煮，慢慢飘出的味道。

西夏的皇室贵族也好，今天的外来游客也好，入口之后，总会咂摸出一声禁不住的赞叹。

老范出事前，每年夏秋季节，外地来的文友，如果有我一同陪伴登临贺兰山，去山上人家的石头房子去吃“贺兰山紫蘑菇炖土鸡”， 我常常戏说，这个菜名是宁夏乃至中国菜名中最长的。喝着石头房四周的酸枣泡的茶、望着偶尔飘过山腰的一片云彩、听凭阵阵凉风吹送走爬山带来的热与累，看着那个直径达60多厘米的大碗，朋友们惊奇不已，说那简直就是一个盆，紫蘑菇静静地躺在土鸡旁，等待着执筷者的享用。

老范出事后，无论是在山下的镇北堡小镇，还是银川城内，路过那些挂着“贺兰山紫蘑菇面”招牌的餐馆，我再也没有进去过。石头房子也因为贺兰山的管理工作需要，而关门了。

人类对自然的探求和征服，一直没有中断过脚步。贺兰山两侧，宁夏和内蒙古的有关机构都在研究人工种植紫蘑菇，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成功。贺兰山紫蘑菇，以自己独有的品性和特质，拒绝着违反自然规律的复制，优秀的东西，总是拒绝缺乏敬畏的复制。至于那些年年依然偷偷进山的采菇人，谁能拒绝他们的足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