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为城市立传或者堆堡

唐荣尧

有时候，觉得他像个从古龙笔下走出来的武林高手，遍访各大门派后自成一体，背负少林秘笈低调行于江湖，又精通武当精华长啸于山林，形意拳能打的滴水不漏，太极拳又能表演的出神入化；有时候，觉得他像从中华千年的墨池里畅游一番后登岸的书家，楷篆行草皆能优雅地书写于纸；也有时候，觉得他像自如纵横于文坛的高手，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捡起来都能俘获到属于自己的读者。

这样的人，绝对是个传奇！是现实中的恐龙！

如果，他把自己精准地安放于摄影界和新闻界叠加的坐标系上，想静卧就梦枕山河，想飞翔就振翅高飞。都市报纸的新闻记者属性，要求他的镜头下呈现一种纪录性质，而摄影师的身份又催生他以审美的方式处理自己的镜头，而这两种身份的交叉， 以一座城市为直径，就能划出一道独到的圆圈，圆点上的那个人，自如地伸缩着镜头、调整着焦距。那么，他就以力图原始呈现的与艺术突破的；真实纪录的审美变化交叉的多元影像，构筑出一座城市的记忆碉堡——多像阿根廷作家赫尔博斯的那个作品名：《交叉小径的花园》。他以几十年持续不断的作品，给一座城市的30多年历史里递上了一份影像传，给自己垒砌了一种有时间刻记的城堡。

城市叫银川，他叫詹安稳，他供职的媒体叫《银川晚报》。

二

摄影是工业时代赐予人类的一份美好礼物，这份礼物跨过从西方到东方的门槛来到中国。它依靠专业设备，及在“我的镜头不撒谎”的定律下必须到现场才完成，而显出其自身特性。从诞生之初，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带着“都市基因”，这或许要求它的从业者，冥冥之中和都市得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

如果将我们对现代绘画的关注时针回拨到19世纪中后期，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成了马奈、莫奈、毕沙罗等人相继以城市生活为基点的创作滋养；到了20世纪的西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西方美术的视野向都市生活拓展。诞生了一大批现代美术流派。

摄影界同样如此，当大量的中国摄影师将镜头对准农村生活、山河大地时，西方的很多摄影师已经完成了通过镜头对都市故事的讲述。这种讲述是一场对智利导演Sebastián Moreno在其纪录片《摄影师的城市》的命名与定位——摄影不仅是他们“通向自由的道路，是维持生活的手段，也是让自己从一个旁观者成为事件亲历者的途径。独裁者拥有权力和枪炮，而这些摄影师们拥有镜头和闪光灯，他们的相机就是人民的武器，他们的底片就是对过去的丑恶时代最好的控诉。”

拿这段话观照詹安稳的摄影之路，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以摄影的方式，走过旁观者到亲历者的“银川之路”。客观的说，农村情结和山水情结，成了不少生活在都市的中国摄影师的癌细胞，他们在一种伪乡土情结的支配下，忽略着身边的生活，高车长歌、满载乡愁，骨子里又带着城市人的优越感，以走村串巷的方式，以影像作品唱着自己的“乡愁之歌”。

按照摄影界标准，一个摄影师不经过他们“内定”的黑白时代和彩色时代，或者胶片时代和数码时代，那这个人的摄影史是不完整的。詹安稳的个人摄影史起点，就站在了黑白、胶片时代，

多年在银川的生活、工作，让詹安稳对这个城市了若指掌，但他一直刻意摒弃熟视无睹的状态。尤其是每每走过北京路与通达街路口附近时，会忍不住停下脚步。16岁那年，这里当时银川很有名的一家照相馆——大华照相馆，他被所在部队派到这里学习摄影。胶卷时代，一个成功的摄影师是要具备既能拍摄又能冲洗两个条件的。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按老师的教导，坐在相机前，头蒙着遮光布里，给来来往往的人拍照。那个场景，让我自然想起达芬奇在一种近乎完全重复的状态下画了3年鸡蛋的故事来；晚上，他走进到暗房学习冲洗底片。

从大华照相馆“出山”后，他才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在大华学习的相机是座式的，而自己回到部队给战士拍摄时，他从伙食费里慢慢节省，抠出了120元钱，买到了自己拥有的第一台海鸥牌相机。摄影的”黑白时代”，胶片的珍贵及冲洗技术要求高，使每个摄影师每摁一次相机，就像一个落后国家的战士在战场上扣一下扳机一样。这让他在摄影过程中养成了摁快门前检查胶卷、测光和构图设想；每每拍摄完毕，还要求自己对拍照地点、天气状况及现场用的快门和光圈参数做笔记。

退伍进入《银川晚报》后，以一名新闻摄影记者的身份，和银川这座城开始近距离的接触。新闻记者的素养，使他逐渐产生了对这个城市的“瞬间”感受和体验——直到今天，依然持续。

三

到现在，詹安稳怀抱着35年的摄影时光，而我和他的同事交际，占去了大大半时间。这让我对他的了解上，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一面。35年时间里，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选择了纪实摄影的方式，开始和银川进行漫长而有趣的现实对话、叙述，开始将自己的职业、理想及银川这座城进行巧妙地衔接。

从前辈们口里的小詹到现在的后辈们敬称的老詹，从胶片机到数码相机、无人机的“武器装备”更替，不变的是他和银川的对话方式——摄影及支撑这种方式的情感。他用10多万张照片，堆砌出一座关于银川城市变化的影像城堡，用影像的方式，给一座城立传。

不由得想起电影《柯达克罗姆胶卷》中的那个镜头来：德维恩工作室里，大家集体表扬被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的本杰明面，然而，他面对大家的赞誉，却冷静地说：“我们都很害怕时间，和它继续前进的方式、事情消失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成为摄影师。我们本质上是保护主义者，通过拍照来让时间静止，让瞬间成为永恒。”

恰好这35年，是中国乃至世界发生巨变的时期，是银川释放城市能量最佳的时期，是他逐步爆发出个人创造力的最佳时期。银川的发展，报社给予工作环境，赋予了他不断给这座城递送的摄影力量。关于对时间的态度及能否坚守多久，我不需要问詹安稳，他和本杰明一样，是这个城市的另一种保护者，保护她曾经沧桑的容颜，保护她难得的笑容，保护她的市民乃至外来民工的弱小，保护她消失的遗产。他通过自己的镜头，以10多万图片，为银川留下一份历史图像和精神影像、文化记忆；记录下了这座城市，在改革时期的特殊印记和社会巨变。相机是冰冷的，一个有着对生活热爱和情怀的摄影师，他的镜头却往往在表达冰冷现实的背后，寄予着自己的热！千万别认为他用镜头表达的是掌声和鲜花，那些城乡结合部艰难生存者，那些寄居在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环境里外来务工人员，在他的镜头里，和这个城市一起存照留影，互相取暖；他在十几年前就在光明广场举办有关环保题材的影展；他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理想，让银川的城市纪实摄影，融进了中国纪实摄影发展之路。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城市就是他的武器，他的语言，他的战场！智利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古兹曼曾说过：“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改变着自己模样、内容、气质的城市，同样缺乏纪录，这种纪录需要建筑师、作家、纪录导演与摄像，同样需要摄影师，而后者往往被忽略。詹安稳，就是给银川设计、书写、推广相册的众多人中的一个！他给这个城市，书写着一首另类的情诗！

他和银川互相成全着对方。这让他不仅收获了一系列的专业奖项，收获了自己在业界的地位和赞誉。